深圳我的驿站我的梦

我居住的这幢五层楼房子的户主，是一户典型的广东人家。两老，儿孙分居在外，老两口靠吃房租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我们租的这套三房一厅的一层，月租金7000千多元。上下五层，除去两老自己住的一层，年收租金36万元。这幢楼房，面对深圳市政府和特区报社，深南大道穿腹而过，是特区经济、文化、交通最繁华的地带，所以租金日日看涨。在特区，只要有利可图，就有行业的兴盛，租房经纪人和炒房、炒股、炒汇（外币）百业经纪人风起云涌，队伍壮大到出门绊脚的地步。

我除了呆在小屋里赶写稿子外，大多时间在外采访。有时忙不过来也让业务员把要求做宣传的图片资料索回，连夜赶制广告。特区工商贸易界十分注重ci（企业形象设计），大笔的费用投入在广告和舆论宣传上，因为他们知道，成功的广告运筹是产品行销的关键。以其技术上独特的优势跻身全国计算机行列榜首的巨人集团，还在她在深圳大学“蓬莱客居”孕育时期，就以成功的广告，打了一个先舆论后付款、漂亮的“时间差”之仗，使仅有4000元起家的巨人公司，发展成拥有亿万资产、八家子公司和五个驻外机构的计算机实体，成为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二大民办企业。巨人集团投入广告宣传的资金是：1989年10万元，1991年250万元，1992年1000万元，1993年2000万元。当然，不可否认，巨人集团在以后的营运中，又经历了几度大起大落，但“巨人现象”所带动的超前广告和强化广告意识，业已形成特区广告的宏大商业景观。这就给舆论宣传媒介机构带来了商品社会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使我们的97号十分地忙碌。

特区打工的滋味又岂止是“辛苦”二字可以概括的。我们97号的阿龙外出跑单，一整天没能吃上东西，在从龙岗回来的公汽上睡着了，这一睡竟也睡出了故事，再醒时，脚上一双皮鞋不翼而飞。他打着赤脚终于找到一家鞋店，硬是厚着脸皮将一块“西铁城”表压在那儿换回一双皮鞋，才得以回来。在内地某报做记者的阿刚，一个月没做成一个单，被老板炒了鱿鱼，含泪而去。我也深深地记着一个有台风的日子，我去城东建行走访一位女行长，公汽把我抛在北斗总站，飘泼的大雨不一会儿就漫上我的裙摆，整个人风摆杨柳似地在水上淌。身边有人不小心掉进了没有盖好盖板的下水道，人们惊叫着，大叫“警察”风和雨像刀子一样撕割着人的脸，我用风衣裹紧我的采访夹，那里面放着我写的一篇介绍女行长的文章和一叠文字资料

业务员的收入也是颇丰的。像阿海，上班第一个月就做成了一个50万元的单，当老板把五万元的提成交给他时，阿海的手颤抖得厉害。在内地干了十年机关公务员的阿海，从来没想到他会拥有这么多的金钱。那晚，他请我们97号的全体公民宵夜，回到宿舍时，他特意把装“佳能”像机的皮包腾出来装这摞令他欣喜令他心悸的“巨款”阿海整夜抱“巨款”而卧，一夜里，几次大叫着从梦里醒来。甭说业务员阿海，就连我这位拿固定工薪的文字编辑，在第一次数点月薪时，心里也有种别样的感觉：那是相当于我在内地干文化局专业创作员时一年的工资之和呵！收入与付出与效益密不可分，没有比在深圳更能深刻且直观地体现多劳多得这一社会主义分酬原则了。

在蛇口翠薇园叶子的家里休整了两日，我便开始了难忘的求职生涯。这是来深圳必上的一课，也是以后岁月里的例课。只有这时，我才得以拿介入者的眼光审度特区了。如果说夜幕下流动的深圳给人以迷醉的奢华的感觉的话，那么，阳光下的深圳则给人以兴奋、振作的感受。在蛇口工业八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两块醒目大牌，让大路上任何一块广告逊色。这是一个青春和热血浇铸的城市，短短数载的开发建设，就由中国南方沿海的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拥有166万人口、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大都市，除了凭借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儿汇集了全国大批的人才精英。多少建设者将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了特区，一批批来，又一个个去，留下的是日生夜长的高楼和百业兴盛的特区；多少人用自己的事业梦、淘金梦，给特区镀上一层神秘的光彩，使特区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无数青春的脚步匆匆前行。

我是拿着一张深圳市交通游览图加入求职者队伍的。深圳市每天都有数百家公司成立或宣布倒闭，人才自愿流动，这就使得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日趋活跃和兴盛。深圳特区的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设点很多，华强南路的人才交流信息中心是最大的人才市场，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来这儿推销自己。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都有一定的版面刊登每天全市各用人单位的招聘启事，人才市场的招聘广告栏里贴满了招聘广告，二楼有聘人的厂家与你面对面考核，谈彼此的条件，竞争激烈，也包括运气。合适，交易成功，否则各自走人。市场外的广告栏旁也有不肯向中心交费的公司在这儿招兵买马，谈妥条件，立马走人。推销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敢来这儿碰运气的大多是自恃才高、胸怀韬略、揣有大红文凭的热血男女，其中也不乏来自天南地北的青春佳丽。在臭汗淋漓的你挤我撞中，信息显得十分走俏。不知怎么就有人买通报纸印刷部门，将当日的招聘信息汇集一页，四通排版，卖到2元一张。后来中心也收起了门票，那是我来深圳后的第五天，递5元钱发一张粉红色的票子，进一人，填两份人才简历表，让你花钱买没有承诺的机遇。

在人才市场猫了几天，渐渐也悟出点门道。再看见电线杆、垃圾筒、白墙上贴有“求职咨询为您解忧”、“怎样找工作”之类骗人钱财的广告，咱便不再去理睬它。人才市场每天从我兜里刮走5元，加上我去应聘单位交的报名费5至20元，再加上一天的车费饭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咱该省的得省。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找聘人单位毛遂自荐。甚至无师自通了“遍地撒网、重点摸鱼”的谋职哲学，先后给商报干记者的乡党去电话打听各新闻机构进人信息，给在交易所、国际机场和几家公司任职的同学、朋友打探可能替补的位置，同时不失时机地按报纸夹缝中的地址，寄出一份一份措辞恳切的求职简历。不出三天，本人写求职简历和自荐信之老道稔熟，远远超过了以前在内地干办公室工作写经验报道和总结的程度。

在这段谋职的日子里，心情几近焦虑和落魄。七天时间里，我提着大叠简历和一张文凭，按图索骥，去叩一扇扇可能为我开启的幸运之门。深圳几家五星级、四星级大酒店，像晶都、新都、远东、环宇等都在我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或许是当惯了无产者，每当我应邀去一高层豪华建筑应聘时，单号双号交替的电梯间，一尘不染的门厅地毯，呆板着面孔的礼仪先生或小姐，都使我的情绪产生一种错位的感觉，那一丝卑微和惶惑，是内地人向特区交纳的心理过度金。最让人愤怒的是许多公司拒绝内地人，甚至根本不让你见老总，然后极有距离地礼貌一句：“对不起，本公司只招聘持有广东户口的人。”那天是我的黑色星期五，不习惯吃早餐的我，一上午连续跟三家公司面谈不甚得意，而八卦岭工业区的这家电子有限公司是我饿着肚子，周转几趟车，步行数小时才赶到的，满怀的希望被那保安一句“对不起”全打发了。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当我拿起电话与我一周内面试过、自认为最有希望的8家公司联络时，电话里的声音犹如同一块磁卡复制出来的：“对不起，王小姐，我们录取的名单上没有你。”那一刻，我正怀着生平最伟大的虔诚，站在深南大道统建楼下一家公用电话亭里，对面大钟楼上的时针死鱼一般定在下午五时一刻，这是我谋职生涯的第七天，我所应聘过的公司，如果在深圳市区图上标上点，然后用线勾连，平均每天可绕深圳市区一圈半。

世事就是这么怪，当你拼命想得到时，命运处处跟你开玩笑；当你无意索取时，幸运之神又频频向你招手。三天后的黄昏，我在蛇口翠薇园17栋102室接到三份录用通知，一份就是第二日清晨就去赴任的新华通讯社深圳特区支社书刊部，另两份是一家化工公司和电子厂，我拿起电话给后两家留tel的小姐回话，禀明原因后，对方发出无限遗憾的声音，我不失时机故意夸张了声调说：“实在对不起啦”开心之极，发现拒绝别人是一件让人增添自信心的事情。在后来若干个日子里，我镇定自若地出入深圳市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室，在大大小小写字楼的电梯间蹿上蹿下而不气喘，腥红的地毯上偶尔也坦然留下从某工地沾带的黄泥块，故意从礼仪小姐身边旋风般刮过；与某暴发户交谈也施展高压手段我从旋转的楼梯上款款走过，看见的是迎面茶色玻璃里反映出的我的身影，以及我半月以来求职的一身风尘。

深圳，我的驿站，我的海

我欣赏这样一句话：适应是为了征服，征服意味着超越。虽然我已经告别了深圳湾海岸线，复又回到被平常的日子淹没的城市。可是，想对那段日子说点什么的念头还是那么执着地蛰伏于心海。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像一头水兽，浮出水面，掀起阵阵微澜。这念头酝酿已久。在我顶着烈日或风雨，穿梭于深圳市华强南路人才智力市场求职的人流中的时候；在我怀着一分忐忑、一分期冀、一线希望，踩着腥红的地毯铺陈的奢华，去叩某高层建筑可能向我敞开的大门的时候；当我自信地打开采访夹，与被我采访的某老总隔桌而坐，交谈着某个问题的时候；在我夜遇酒吧女，听一段可歌可泣的际遇的时候；在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走掉，又一批批走来，而深圳特区吮吸着青春的甘露，一手托着大海的潮汐，一手托着鲜红的太阳，摩天大楼日夜拔节生长，随着那种声音、那种气息、那份神奇，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哗然间形成一座令人惊诧不已的移民城的时候，喧泄的愿望就如一粒播入泥土的种子，在她发芽的季节，苞蕾喷薄欲出，抽芽绽放，甚至芳香四溢。我可以逃避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鄂西北那个落后的f城，但我却不能逃避特区，正如我的祖辈一代一代“走西口”、“闯关东”、我的父辈“支边垦荒”、我的兄姊“上山下乡”一样，我周身流淌着的青春血液注定了我的漂泊，注定了我对绚丽梦想刻骨铭心的追求，哪怕头破血流，哪怕抛尸途中。我不敢肯定所有去特区的人是否都有我这种念头，但有一点可以证明：“打工”这种现象，在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当内地青年从灵魂深处迸出这一声“打工去”的时候，实际上这一词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句“赚钱去”、“劳动去”了，百万南下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赋予了它崭新的内涵，那就是“开创去”、“工作去”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以自觉与不自觉的“打工意识”将自己的命运汇入南中国开发建设的狂潮巨澜之中，在为特区塑造成型的同时，改变了南中国，超越了自己，甚至超越了生存加之于青年闯海者自身的种种束缚。在深圳，有一部分人成功地演绎着人生的激情，享受着工作的愉悦和灵魂的坦荡；有一部分人勇敢地告别了金钱和物欲；也有一部分人苦苦挣扎于愚昧与欲望的海洋而找不到一根靠岸的木杖。悲剧？喜剧？正剧？我不敢妄加评述。

有人说，经历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笔财富。我只想记下一点真诚的文字，献给曾与我一样唱着三毛的橄榄树，背着简单的行囊，挥手作别青春的一个又一个驿站的朋友。

我的行囊，我的梦

几乎所有奔向深圳特区的故事里，都有一个无可奈何的背景；而我的目标极其明确，那就是走出f城，寻找新的活法。当我跳上南去的列车时，我没有想过我要回头。

深圳文人的“蟹路”

2月21日，我暂时结束了流浪的日子，搬进深圳市福田区埔尾新村巴登97号。这是新华通讯社深圳特区支社书刊部一帮人临时租住的房子。深圳特区有多少个类似这般缀在有头有脸的国家新闻机构下面的“蛇足”实在难以计数。别小看这些“蛇足”经纪人们在其间捞足了腰包。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具备了市场经济意识并赶潮而上的文化人。

我们的总编叫锦工，诗人兼商人。据说曾以一首题为忧郁的眼睛的爱情诗一度轰动南国诗坛。他承包了书刊部以来，资产已达几千万。他有海内外许多作家协会的头街，且神通广大。据说香港的大公报也由他的一位老叔操纵，加之他手上办着国际经贸报，国内即使再严肃的报纸，都有他买下的版面。在中央关于禁令有偿新闻以前，那片土壤一度肥沃不可否认，即使现在，中央三令五申，各路经纪人也仍然是一路绿灯，尤其是文化新闻界的经纪人，早已活出了一般文化人无法想象的潇洒和奢侈。

副总编梁生是南开大学心理学的研究生，曾在内地某国际旅游指南报社做过记者，后又在专业的心理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因婚变冒然南下，流落街头达三月之久。能在书刊部谋上职，也算是绝路逢生。1991年，他承包了书刊部的深圳精品博览杂志，发了点小财。1992年，他又承包了国家某大刊的海外版，开辟了“来自广东的经济信息”专栏，在国内一些报纸买下版面，堂而皇之做起了97号的老板。

我住进97号时，每天见面最多的人就是梁生的太太静静，漂亮开朗的静静是梁生的初恋情人。他们原是校友。在深圳市流落街头的梁生，一日与静静擦肩而过。他们彼此已经认出来了，但落魄的梁生故意装着不认识的样子，静静转身追上梁生，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梁生冷静地说：“对不起，小姐，你认错人了。”“梁生，你烧成灰我也认得出你！”那场奇遇，缔造了梁生和静静踏踏实实的婚姻。婚后，静静就辞去了蛇口一家服装公司高级主管的工作，一心一意协助老公的事业。梁生的目标是1993年底净赚50万，等赚足百万元后携妻返乡，结庐南山，著书立说。静静坐在写字间里，她每天的业务就是守电话和记录日常事务，与我接触也最多。我是97号唯一一个专职撰稿人，每一次业务员们确定一个采访对象，便把电话打到我的住处来。静静在客厅里大叫我的名子，有时自作主张替我定下采访某老总的时间。她用毫不掩饰的幸福和自豪在我面前谈及她与梁生的爱情。

公元1991年2月5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还弥漫着辞旧迎新的彩纸屑，我选择这样的日子与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f城告别。我明白，选择这个日子、这个时刻出走，是蓄意营造一种悲壮的氛围，以期达到使我的叙述不同寻常而又有人可以接受的目的（当然，不接受我也不能将手透过铅字指责你的鼻子）。但是，我这样好不容易酝酿出的些许悲壮，却在武昌火车站广场上被一点一点冲消殆尽。成千上万南下打工的人们屯积广场，为买一张隔日票，甚至三四天后去广州的火车票而绞尽脑汁。七十多元一张的车票，6号这天，被票贩子一下炒到三四百，人尚未到深圳，那种适者生存的竞争定律就让人好生感慨。幸好有在火车站工作的朋友帮忙，一张票由汉西站购出，又去武昌站周转到座位号，十二小时以后，我就坐在了武昌开往广州的特快上。虽然是空调车，可是污浊的空气仍然让人窒息。五颜六色的背包行李充斥行李架，川、陕、鄂三省口音在车厢里交织，而且每到一站，载员有增无减，过了衡阳，湘军大批涌入，车厢里更显得嘈杂。让我惊讶的是，整节整节车厢，到处是一张张稚气和充满幻想的面孔。三十上几的人很少可以看到，而且农民青年占据大多数。偶尔传来什么人嘤嘤的哭声，一下使车内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那种逃离小城的激越的情绪陡然回落，在车轮单调的哐当声中变得虚幻、漂浮，并游离于世外。

告别需要勇气。我自认底气不足。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能写“把一个未知的梦/寄给未来”这样的诗句拿去发表；十年以后的我，依旧没逃出乖孩子的范畴。我知道世人皆有这份浪迹天涯的心，而我尤其地叶公好龙。我自母腹降生时就十分的清瘦，小时候的营养不良是后天可补的，可长大以后读了几本破书，就愈发显得表里如一的全面饥瘦，当作家的梦折磨着包括本人在内的几代中国青年。有一天，小城一个哥们突然说：“妈的，写与不写都一个样”我才幡然醒悟。长久以来，小城人看我们这样的一帮眼神怪怪的，而我自以为殊荣，这是如何的一种浅薄。中国大山深处的f城，经济、交通、信息种种的闭塞和落后，给文化以沉重的压抑。艺术似盆景，叶茂的灿烂掩不住根底的浅露。我的一个哥们乖巧，一夜之间走完了写作的痛苦历程，他在去f城某个显要位置赴任之前，将我不知猴年马月在地摊上买的一本厚黑学慎重其事地还了回来。那本书，已被该君翻得十分地沧桑。我想，他可能是我朋友中唯一一位读懂了里面大半章节的人；而我永远做不到稳健，永远只能站在小城的边缘，孤独地咀嚼生命的无奈和苍凉；永远地被周围怪怪的眼神所包裹，与之抗衡，随平淡的日子淹没并消亡所以，我的出走，是积累了二十八年的胆气才偶然成行，比一比满车厢充满稚气和幻想的面孔，我心里直呼惭愧。

列车抵达广州站时，已是8日下午3点，我没出站，直接转上了开往深圳的豪华旅游车。当日晚8时，深圳火车站到了。尽管来之前，我做好了对特区现代化外景包装的种种臆想，可是，当我冲出检票口的一瞬，旋律明亮的深圳夜色还是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眼睛，那是怎样的一种奢侈和繁华的媚态：霓虹灯躲躲闪闪，摩天楼天上人间，五彩的水晶灯以变幻的线条结构着特区夜幕，蔚蓝色的海风将有关亿万富翁、千百万大款们种种猎奇的故事传送、幻化且捉弄着我的神经。小巴在柔曼的粤语歌声中穿越深南大道最繁华的路段，向蛇口工业区开去，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位闯海的朋友给我信中的一句话来“深圳是文化的沙漠，商业气息弥漫着每一个角落，浸淫着人的灵魂。”一种情绪爬上心头：我来特区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生命真如人所言是打破一种平衡，然后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然后再打破，再建立，反复无穷的过程么？

逃避了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扑面而来。　　　　　深圳求职怪圈

一张深圳市交通游览图，带我加入了求职者的队伍。每天爬一层又一层高层电梯，去叩一扇可能向我敞开机遇的大门，或者在人才智力市场推销自己。一周创两项记录：7天里所应聘过的单位，可在深圳市区图上用点和线连起无数的怪圈，除以7，约等于绕深圳一圈半；在同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有8家用人单位同时判了我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