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景象
到达警察监狱时，一些受到殴打的人已经下不来车了，寒冷和疼痛让他们僵硬、瘫软。警卫很不耐烦，但没有动用暴力。施佩尔伯与其他人一起走了常规流程：提供个人资料，清空口袋，签名。他在拥挤的集体牢房里待了五天，然后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在单人牢房里过了一个月。他最担心的是，一旦住处的枪支被人发现，他就会从相当无害的政治犯变成因预谋刺杀而受审的重罪犯。牢房里与世隔绝的几个星期，他的情绪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大起大落，有时固执地期待获释，有时又怕因为愚蠢地选错过夜地点而被纳粹的司法系统碾得粉身碎骨。
今天，警察和冲锋队包围并封锁劳本海默广场后，采取了更凶狠的行动。这次大规模搜查表明，在希特勒掌权六个星期后，不论是对于那些其间已自动与希特勒的私军合作的公务员，还是那些认同纳粹的公民，法治的约束力均已荡然无存。
然而，施佩尔伯不可思议的运气尚未用尽。4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生日那天，他被当作外国人释放了。和之前的埃贡·埃尔温·基希一样，他被勒令立即离开德国。不久后，他在维也纳下了火车。
这些日子，“红色街区”的许多居民被捕。一些人想逃，却没有钱，只能试图在柏林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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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几乎所有围观者都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被捕者。特别是施佩尔伯所在的最后一排，最接近围观者的这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警察和冲锋队在一旁看着，没有干预。正躲着拳头的施佩尔伯，看到一对老夫妻从广场对面的通道出来，走向卡车。老人走得很困难，他拄着拐杖，时不时停下来，面红耳赤地大口喘着粗气。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加快脚步，赶来加入这群动用私刑的乌合之众。来到卡车前，他抡起拐杖砸向被捕的人，大吼着骂他们是罪犯，是骗子，要对毁了他的通货膨胀负责。
找到的文件足以让警察和冲锋队逮捕马内斯·施佩尔伯。护送队把他带出房子，押到一辆敞篷卡车上。卡车车厢上摆了几排长椅，他要坐到其他被捕者旁边，其中一些人流着血，嘴唇干裂或头上有伤。卡车快满了，他被迫坐在最后一排等待。三四十个好奇的人围住了卡车，冲锋队警卫向他们解释说，车上坐的是布尔什维克，是罪犯、纵火犯、国家的叛徒，是德国人民身上的毒瘤。围观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开始破口大骂，并动手打一个囚犯，却滑倒弄疼了自己，尖叫起来。其他人立即冲向挨打者，开始对他拳打脚踢。一个男孩还太小，够不着，就跳上货台，往他脸上吐口水。
这时才有几个警察挤入囚犯和愤怒的人群之间。但阻止暴行没那么容易，殴打者肆无忌惮，继续从四面八方涌向卡车，试图接近受害者。直到两个冲锋队的人在囚犯前摆出一个大募捐箱，就像要为私刑收取入场费一样：“人民同志们，快动手吧，要想为冲锋队捐款，盒子就在这。”几乎没有人往里面扔东西，暴徒们放弃了囚犯，渐渐散去。
施佩尔伯的住所没有床，但有三个折叠沙发，白天被褥就放在沙发架里。其中一个藏了枪。他已经预料到，一旦搜查者发现它们，随时会再响起胜利的欢呼。然而，没有叫喊。
劳本海默广场的艺术家聚居地大搜捕，被捕者被关押在警用敞篷卡车上，1933年3月15日
然而，昨天晚上他在一位女性朋友家的避难所里待不下去了，决定破例，不顾一切回“红色街区”过上一夜。现在，一名便衣刑警、两名警察、四名冲锋队队员和一名戴纳粹袖标的年轻女子冲入他的房间。搜查队行动很彻底，找到了手稿、信件、照片，这些东西之所以留了下来，只是因为这套房子已经不怎么住了。冲锋队在翻找书架，其中一人发现了一本署名是俄国作家的书，兴奋地大喊大叫—但那个手臂上有纳粹标志的年轻女子让他搞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共产党。
与此同时，搜查队把文件、红旗、手稿、左翼报纸，尤其是书籍拖出公寓。不能作为证据的东西也要没收，被当作遗弃的战利品处理掉。这些人把所有东西都扔在劳本海默广场上，点上一把火，就这样私自组织了一场焚书。
对于马内斯·施佩尔伯，袭击者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这位生于加利西亚的年轻人在睡梦中被门铃惊醒，开了门。与布洛赫一样，施佩尔伯也是共产党员和犹太人，而且有强烈的文学抱负。他是心理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学生，目前在柏林个人心理学协会工作。19岁时，他写了第一部小说，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传故事，他在维也纳寻找爱情和生活的意义，还想发起一场世界革命。但写完后，他觉得这部青涩之作善感而悲情，莫不如留在抽屉里。施佩尔伯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在“红色街区”睡了。共产党的同志们要求他藏两把军用手枪和几把左轮手枪在家，打算在反纳粹起义时用—他很清楚，一旦在他家里发现这些武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施佩尔伯和难友们在严寒中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卡车才载着他们离开。在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又停下来，冲锋队的人下了车。施佩尔伯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可思议地走了运，被带到秩序井然的监狱，而非冲锋队或党卫队的“野”监狱。
警察和冲锋队突袭般冲进所有房子，尽可能防止邻居之间通风报信。一些居民设法堆起路障，以争取时间，在炉子里烧掉文件。但袭击者带了消防车，把旋转梯搭到了公寓阳台上，破窗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