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景象

早上，约三百名防暴警察、几十名刑警和冲锋队队员在柏林各区集合，开向威尔默斯多夫。一到达劳本海默广场，一些人就跳下敞开的卡车，封锁了周围所有通道。他们不仅带了左轮手枪，还配备了卡宾枪。他们在布赖滕巴赫广场和劳本海默大街之间封锁了三个大型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呈环状围绕着宽敞的庭院，共计五百多套住房。柏林人喜欢称此区域为“饥饿堡”。

普鲁士内务部政治警察长、戈林的亲密伙伴、4月起将成为盖世太保首任长官的鲁道夫·迪尔斯，对冲锋队的肆意妄为非常不满。二战后，他在一本书中声称自己曾数次劝说戈林和希特勒解散这些监狱。根据迪尔斯的供述，他遭到了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领导们的大规模抵抗，数周之后才得以清除黑德曼大街的多处刑讯点：“我们发现的受害者都快饿死了。为了‘逼供’，他们被锁在狭窄的柜子里，一整天一整天地站着。‘审讯’始于殴打，也以殴打结束：十几个壮汉，每隔几小时就用铁棒、橡胶棍或鞭子痛打受害者。被打碎的牙齿和断裂的骨头就是这些暴行的证据。我们进去时，那些活骷髅伤口流脓，一排排地躺在腐烂的稻草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遍体鳞伤，在惨无人道的殴打后，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斑。许多人的眼睛肿了起来，鼻孔下黏着凝固的血痂。已经没有了呻吟和抱怨，只是在麻木地等待死亡或新的殴打。每个人都只能被抬上准备好的手推车，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行走了。他们就像一大块一大块的黏土，像诡异的木偶，眼睛死气沉沉，脑袋颤颤悠悠，被黏在一起，挂在警车的长椅上。警察们被这种地狱般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

3月15日，星期三

紧接着，她打电话警告了丈夫，恩斯特·布洛赫于是逃去瑞士。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感激地写道：“圣母相助。”

柏林-勃兰登堡州的冲锋队总部位于克罗伊茨贝格，黑德曼大街31号一栋四层高的楼里。它是街角建筑，黑德曼大街与威廉大街在此交会。安哈尔特火车站的主入口离这个路口不到两百米，可以说近在咫尺。许多流亡者从这里离开了城市，包括海伦娜·魏格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玛格丽特·斯特芬、阿尔弗雷德·克尔、安娜·西格斯、特奥多尔·沃尔夫和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等。

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爬上通往储藏室的楼梯，仿佛是在赴死。她竭力克制住恐惧，试图找到出路。突然，她想起，这串钥匙不仅能打开自己的储藏室，也能打开她的邻居诗人彼得·胡赫尔的储藏室。恩斯特·布洛赫在胡赫尔那里存放了一个中世纪的木雕，一尊抱着圣婴的圣母—他自己拥挤的阁楼里已经塞不下了。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知道胡赫尔没有收藏任何可疑的东西，所以打开了他阁楼的挂锁，圣母对她幸福地微笑着，而冲锋队的人在阁楼上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克罗伊茨贝格，黑德曼大街31号，1931年12月

国会大厦火灾发生后，纳粹立刻开启了第一轮入室搜查和拘捕。大火当晚，约翰内斯·贝歇尔就从市中心赶来，挨家挨户警告，其中包括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生活伴侣，即后来的妻子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布洛赫出门在外，所以她独自整理了他们共同的小型私人藏书，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装进一个箱子，存放在“红色街区”外的朋友家中。正当她回来想把另两个装有泄密手稿的手提箱转移到安全地点时，冲锋队已经到了，别无选择，她只能把手提箱暂时藏入阁楼。然后，她穿得特别优雅，让突击队根本想不到她会是共产党员。果然，这些人仔仔细细地搜查了已经找不到任何毛病的书架，连她的衣柜和内衣也没放过。她本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危险，这时一个冲锋队的人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阁楼。”

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突击队就会时不时把政治对手带到他们的总部或其他地方，进行所谓的审讯。从1月30日开始，被任意带走或正式逮捕的人数量猛增，导致市内监狱全都不堪重负。几周之内，冲锋队兵营或据点中就出现了不受司法部门、警察或任何官方机构控制的“野”监狱。这些毫无正义和法治可言的牢房遍布全市，差不多有一百七十处。而且不仅是柏林或普鲁士，帝国所有较大的市县均有其存在。那些不如基希和施佩尔伯那样走运，或并非外国人或名流，也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能享受最后一丝保护的被捕者，还能指望什么呢？

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拮据的生活都难以为继，陷入身无分文的惨状。许多人甚至无法支付低廉的租金，随时可能被赶出去。他们发起抗议以自保，经常组织有街头戏剧和大众娱乐性质的游行。社区团结一心，最终大多数驱逐不了了之。不只是“饥饿堡”，该区还有“红色街区”的绰号。此处的居民，几乎人人自视为社民党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黑德曼大街31号的冲锋队总部周围有几个这样的监狱，尤其是斜对面黑德曼大街5号和6号的房子。一间拘留室同时关押15人甚至更多，除了地板上的一些稻草，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审讯”自有一套惩罚路数，常用的一系列拷问手段包括：“计数”击打被遮盖或裸露的臀部25到50下；从头到脚的“连续”击打；用拳头“按摩”，也可以带指节套环；“一体化”，此处是指囚犯们在警卫的注视下互相殴打；一把一把地薅掉头发，灌服致泻药物；把个别囚犯带走假装处决。被拘者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也没有医疗可言，卫生条件惨不忍睹。

几年前，德国舞台从业者保险联合会和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戏剧界人士和作者建造了这些小区。房子很小，家具也很简陋。但低廉的租金和公园般的庭院绿化弥补了缺点，最重要的是，均从事相关自由职业的居民形成了紧密的社区：一个大都市的艺术家聚居地。

“审讯”绝不只在地下室悄悄展开，也发生在冲锋队办公室和黑德曼大街31号的总部。据居民说，能听到受刑者拼命叫喊，尖叫声一直传到街上，连那些为逃离德国匆匆赶往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流亡者都能听到。为结束痛苦，共产党工人保尔·帕布斯特从黑德曼大街5号的四楼跳窗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