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贝恩以胜利者的身份离席，实现了他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次声明后，新统治者就没有关闭文学系的理由了。然而，贝恩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的胜利无异于惨败。因为，学院失去了所有那些极富精神魅力的可敬作家。首先是托马斯·曼、阿尔方斯·帕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里卡尔达·胡赫，他们自然不会在贝恩的忠诚宣言上签字。其次，犹太人或政治上不讨喜的成员，如莱昂哈德·弗兰克、格奥尔格·凯泽、勒内·席克勒、弗朗茨·韦尔弗、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被逐出学院。留下的空位5月就已经被汉斯·弗里德里希·布隆克、汉斯·格林、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威廉·舍费尔和埃米尔·施特劳斯等作家占据，他们除了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信念，智识上乏善可陈。这种结果让贝恩惊骇不已，从夏天起就不再去学院了。
布莱希特从维也纳再次启程。他听说几个自己欣赏的作家已经逃去了瑞士。以前谈论流亡时，他偶尔说起过流亡聚居地，也许，这个想法能在瑞士实现？
尽管如此，托马斯·曼和德布林退出时还是极力避免表现出对政府的公开抗议。他们不求对峙—至少现在还没有。曼保证说，他“没有丝毫反对政府的意图”，但今后想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因此放弃了学院的职位。德布林首先写道，他没有异议，愿意发布所需的政治声明。但在第二封信中，他收回自己的妥协，提出了辞职，因为“在今天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犹太裔”他大概会成为系部太沉重的负担。
◎ ◎ ◎
只有里卡尔达·胡赫毫不让步。她虽然没有流亡，后来也没有离开德国，却有勇气清清楚楚地说出她对学院自暴自弃的看法：她不准备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认为学院没有资格强迫她表忠心，她坚决反对希特勒在许多方面的政策。令她惊讶的是，马克斯·冯·席林斯居然不接受她的辞职，反倒给足她面子，让这位保守而受欢迎的女作家留在学院。不过他也略施威胁，说她的行为可以被公开理解为对亨利希·曼和德布林的声援，而他们此时已经逃到国外。
这时贝恩插话了。系部的被动让他受不了，他希望系部的转型最终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建议是：集体表忠，斩钉截铁，不给部长任何进一步干涉的理由。他已经准备了相应文本，明确性无可挑剔。每位成员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承认历史局势已变的前提下，您是否愿意继续听命于普鲁士艺术学院？肯定回答意味着，不参与任何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并承诺忠诚配合国家委派给学院的法定任务。”
会议始于强媒硬保：参会者被告知，部长已任命汉斯·约斯特为系部成员。此前，新成员通常是由老成员根据自己的想法选入学院的。但为了支持党内同僚约斯特，鲁斯特部长直接无视这种特权，很好地向在场者展现出他们的自主权已沦落到何种地步。
这是彻底的政治归顺：放弃所有言论自由，不再与政府保持关键距离。从这两句话，能明显看出贝恩对民主理想、自由主义、宽容和意见多样性的蔑视。他过度的政治行动主义同样显而易见。最终，签署此声明的成员就相当于宣布，他们不但认同政府当前的行动，也认同未来所有还无法预见的行动。
一所学院的自我牺牲。文学系晚上在巴黎广场开会，成员们似乎不知所措。只有戈特弗里德·贝恩有目标，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它。他为今天的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部里的一名官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据说鲁斯特部长对该系的情况仍不满意，期待重组。然而，如何应对部长的政治期望，成员圈子里目前还没有人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果然，不出奥斯卡·勒尔克所料，外地成员中只有鲁道夫·宾丁来了柏林，其他人或因旅费望而却步，或已对学院不抱任何希望。
贝恩起草的问题简单粗暴，与此相应，他只允许非黑即白的回答。在这一点上没有怀疑或斟酌的余地，只有极端的同意或拒绝。就连不看好共和的鲁道夫·宾丁也觉得难以理喻。作为会议主席，宾丁没有让大家对贝恩的提议投票，而是一一询问在场的每个人，对草案是否有异议。但贝恩如此起草声明，就没有了商讨余地。哪怕稍有微词，也像是在暗示某种“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鉴于目前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愿意蒙受这种嫌疑。
他乘夜车去了巴黎。
为离开学院，里卡尔达·胡赫着实是在战斗，而且不卑不亢、宁折不屈。当席林斯称赞她的“德意志信念”时，她澄清了这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不仅如此，她还严词驳回了席林斯拐弯抹角的威胁：“您提到了亨利希·曼先生和德布林博士。的确，我与亨利希·曼先生看法不同，也并不总是认可德布林博士的观点，但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不论如何，我希望所有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能问心无愧地寻求正念和正行，如我素来所见的那样坦荡、真诚和正直。”
◎ ◎ ◎
为周全起见，贝恩的草案随后被带到院长办公室—需要争取院长的同意。但马克斯·冯·席林斯并不满意，他冲进会议室，要求问题要更果断、系部的自我牺牲要更彻底。第二句话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肯定回答意味着，不参与任何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并承诺顺应已变化的历史局势，忠诚配合国家委派给学院的法定的民族文化任务。”
从左至右：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亨利·彼得·马蒂斯、玛格丽特·斯特芬、布莱希特与魏格尔之子史蒂芬，瑞典，1939年。作家亨利·彼得·马蒂斯1939年起成为瑞典作家协会董事，1939年4月他帮助布莱希特一家获得瑞典签证
如此一来，放弃变为承诺，屈从变为宣誓效忠，不仅不违逆政府，未来还要唯政府马首是瞻。可这也吓不退参会者。没有一句抗议，他们全都同意自己被剥夺权利、任人摆布，还决定立即把声明寄给所有未参会的成员签字。
他想去苏黎世考察一下可能性。魏格尔暂时带着孩子们留在维也纳。格雷特（玛格丽特·斯特芬）的信已经在苏黎世旅馆里等着布莱希特了，他立即回了信。接下来的几周忙忙碌碌。他在苏黎世见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在卢加诺湖畔见了赫尔曼·黑塞、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玛格丽特·斯特芬等人。其间，他与库尔特·魏尔一起在巴黎改良了芭蕾舞剧《小市民的七宗罪》，这是香榭丽舍大街剧院的一个小型委托项目，由一位英国艺术爱好者出资，献给身为舞者的妻子。但在瑞士建立流亡者聚居地的想法难以成真，作家们各有所好，而且，这个国家物价太高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去了巴黎，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留在了瑞士。布莱希特带着魏格尔、孩子们和玛格丽特·斯特芬一起搬到了丹麦斯文堡附近楚尔。接下来的五年，他在那里过着拮据的生活，与他的工作习惯相反，尽可能与世隔绝。战争爆发后，由于德国国防军进逼而来，他和家人不得不经由瑞典、芬兰，逃去美国加利福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