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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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联盟宣布解散，停止了在德国的所有活动。

一个告别和决断的日子。前天，古斯塔夫·哈通从达姆施塔特驱车前往苏黎世，想去那里听一位他可能要聘来剧院的男中音的演唱。但局面已经基本维持不下去了。星期五，达姆施塔特纳粹党的四人代表团又去了他那里，威胁说，如果晚上按原计划在犹太指挥家赫尔曼·阿德勒的指挥下演出《费德里奥》，冲锋队就会来搅场。昨天，冲锋队占据了剧院入口，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O侯爵夫人》因此无法上演。哈通心不甘情不愿，却不得不承认，他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经营剧院。他在苏黎世的酒店里拨通国际长途，给他在达姆施塔特的行政主管打电话口述了辞职申请。

●在马格德堡附近舍内贝克，一名社民党市议员被枪杀。在基尔，一名竞选市议员的社民党律师被枪杀。

3月13日，星期一

不消停的克劳斯·曼一直在外奔波，他习惯了马不停蹄。昨天，他给埃里希·艾伯迈尔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他放弃了《夜航》，然后给巴黎的朋友发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将会过去。初春明媚，趁着好天气，他又在慕尼黑散了一次步，与这座城市告别。今天处理的是最后一批信件和电话。中午，赫伯特·弗兰茨来波申格尔大街吃午饭。他说，慕尼黑广播电台最近已经不再雇用犹太人了。饭后，他们听了留声机里的音乐——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和马勒的《亡儿之歌》，然后坐在阳台上喝茶。天气仍然和煦。他们谈了很多，一派缱绻。然后赫伯特离开了，他得去参加下一场电台排练。分别后，克劳斯无事可做，只能收拾行李。他不愿意走，孤独感很强。很多年后，他仍然随身带着赫伯特·弗兰茨的一张有框照片。

里卡尔达·胡赫写这篇文章时已经68岁，是一位白发苍苍却依然风度翩翩的女士，也是一位极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她从柏林隐退到比较安静的海德堡，但在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的问题上，她绝对义无反顾、毫不胆怯。可惜，不论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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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熬过了独裁和轰炸。在耶拿，她的家成了希特勒反对者碰头论事的中心。战争结束两年后，她去了柏林，为写一本德国抵抗希特勒的书搜集素材。她在法萨恩大街的旅馆走廊上遇见了一个人，他认出了她，满心欢喜地迎上来问候。那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埃丽卡的女朋友特蕾泽·吉泽还想坚守在慕尼黑。她有室内剧院的排练任务。中场休息时，她和同事聊天取笑希特勒，声称虽然她是犹太人，他却很欣赏自己这个演员。她说他是“精神错乱的雕鸮”，还讲了一个笑话：父亲和他的小儿子坐在一起吃饭，儿子问：“爸爸，谁烧了国会大厦？”父亲回答说：“吃吧，吃吧，我的孩子。”一个同事告发了她，另一个同事提醒她小心被告发。她转身就离开排练舞台，逃出剧院，身上只带了一个包。马格努斯·亨宁帮助她离开了城市。傍晚，她到了蒂罗尔州莱尔莫斯，第二天继续前往瑞士去找埃丽卡。直到16年后的1949年，她才在慕尼黑室内剧院的舞台上重新亮相。

●冲锋队在科隆市政厅前游行。纳粹党高官约瑟夫·格罗厄在市政厅的阳台上现身，宣布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被撤职。在希特勒2月18日访问科隆期间，阿登纳曾禁止该市装饰旗帜，并拒绝与希特勒握手。纳粹党随后在竞选海报上写了“阿登纳上墙”的标语。阿登纳的一位老同学，位于艾费尔高原的玛丽亚-拉赫修道院的时任院长在阿登纳被撤职后收留了他，让他暂时担任修道院的康拉德修士。17天后的3月30日，根据市议会的决议，阿道夫·希特勒被授予科隆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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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是唯一为声援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而退出学院的人，当晚，他被赫尔曼·戈林停职，即刻生效。柏林市政府的其他4名成员必须与他一起放弃职位。此后两年，瓦格纳基本处于失业状态。1935年，他去伊斯坦布尔任城市规划顾问。3年后，他接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在那里任城市发展和区域规划教授，直到1950年退休。

上午，埃丽卡·曼出发去阿罗萨找父母。虽然道路积雪，她还是开了车，一辆敞篷车。坐火车去当然更暖和、更舒适，但她要运很多东西：应父亲的要求，她从他的书房取出了《约瑟夫在埃及》的半成品手稿，以及一捆草稿和笔记，他需要这些材料来继续加工这部小说。傍晚到达阿罗萨后，她向父母讲述了希特勒的反对者在慕尼黑遭遇的拘捕和虐待，这些消息令人毛骨悚然。托马斯·曼曾请求市长沙尔纳格尔和律师勒文施泰因判断局势，他们在回信中也强烈警告他不要回慕尼黑。于是事情定了下来，他暂时留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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