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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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明媚，但他不舒服；无法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意识到生存将有剧变，设想自己不得不流亡，他就会陷入惊骇而不能自拔。

“好吧，您可能会被驱逐出德国。带上东西，和那边的两位先生走。”

今天，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从柏林寄来一封有些古怪的信。贝尔曼·菲舍尔曾经是医生，但与萨缪·菲舍尔的女儿布丽吉特结婚后，他就成了S.菲舍尔出版社的总经理，未来可能会是年迈的出版社创始者的接班人。但贝尔曼·菲舍尔的信并不像出版社的商业邮件，反倒更像是不请自来的医疗建议。“我听说，”贝尔曼·菲舍尔写道，“您这么快就想放弃治疗。从医生的角度看，我认为这完全错误，只有当您的情况彻底稳定下来，才可以考虑结束治疗。其他任何情况我认为都不妥当，因为，像您这样敏感的天性，即使在治疗当时也可能遭受意外的攻击。应尽量避免这种危害健康的做法。”

“是。”

表达不会让人误解，托马斯·曼一眼就看懂了潜台词，毕竟他从来没说过要在阿罗萨治病，而只是短途度假。这封信让人倍感不安，尤其是关于“意外攻击”的警告，更何况，贝尔曼·菲舍尔竟觉得有必要伪装成医学言论来发出警告。显然，他认为邮件会在中途被拆开、被外人读到。

囚犯们给基希讲着这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故事，一直讲到深夜。灯一直亮着，因为不断有新囚犯被带进牢房。睡觉反正是想都别想。

一名囚犯被安排和儿子面对面，两人都拿着棍子，在左轮手枪的威胁下相互殴打。犯人们一次次面临着被击毙的危险。夜里，看守有时会为了取乐向漆黑的宿舍盲目开枪，人们只能睁着眼睛躺上几个小时。囚犯中犹太人处境最差。他们被打得最惨，还得被迫靠墙站立等待“处决”。有人会瞄准他们，在他们头顶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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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总部，看守把他与其他五六十名囚犯关在一个集体牢房。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些经历过酷刑的人，而他，则是亲耳听到这种疯狂的证人。他们被打伤、打残，缠满绷带，鲜血淋漓。他们给他看伤口，不停诉苦。选举的那个周日或次日，他们被人从家中带走抓起来，拖到冲锋队军营或野外集中营。有些人被迫在院子里训练，按照命令扑进土里，跳起来，再扑进去，再跳起来，直到失去知觉、人事不省。另一些人则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后光着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开肉绽。因为泻药，排泄物从肠子里涌出来，浸泡着碎烂的肉。

到达阿罗萨的第一周，托马斯·曼还从容自信。在经历过去几个月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他终于能够放松下来。但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一切，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经历过种种离别的他，了解那种淡淡的忧郁，但这一次强烈得多，让人心惊肉跳，几近恐慌。一天夜里，它升级为危机，让他再也无法自控，不得不逃去妻子那里，卡蒂娅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平静下来。

“您是外国人？”

然后是克劳斯和埃丽卡没头没脑的电话。先是奇怪的东拉西扯，这可能也是为了伪装，然后是相当坚决的要求：别来慕尼黑，太危险，留在瑞士。

“为什么？”基希问道。

至于吗？他真的不能回慕尼黑，不能回自己的家了吗？这么重大的决定，还是不要单凭孩子们或贝尔曼·菲舍尔的一面之词吧。最好写信给两个能信得着的人，两个在慕尼黑位高权重的人—市长卡尔·沙尔纳格尔和律师卡尔·勒文施泰因，他们会可靠地评估局势。可事情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受到了人身威胁。他理解不了。

在办事处，另一名警官语气平静地宣布：“您要回到警察总部了。”

在施潘道，他没受过虐待，但在院子里绕圈时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拘留室传来的被拷打者的惨叫。喊声刺入他的身体，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身为作家，他试图通过写作把新形势梳理得更清晰一些：他开始写政治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印象，尤其是愤怒。他想，也许以后会把这些笔记编成一本《不满之书》，或是他的《德国之痛》。

此时基希明白，他们可不是开玩笑，许多囚犯都是在所谓“逃跑”时被击毙的。他不能给这两个人任何机会。

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生命的一个阶段结束了。他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安身立命。今后，他将摆脱所有那些主要是出于社会良心而背负的义务和职务，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这也许会是好事。完全退入文学，他就不会授人以柄，就会最大程度地免受政治攻击。

那两位是政治警察部的人，他们对他可没这么友好，而是马上开始恐吓他，如果企图逃跑，他们就会开枪。然后他们押着他坐上警车，离开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