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攻击

城市似乎很安静，街上没有什么活动，但行车路上，克劳斯和埃丽卡看到，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着纳粹旗，广告柱上张贴着冯·埃普将军的公告。他们中途绕路去了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然而在那里也没有得知任何可以对城市的新局势放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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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主车站接他们的家庭司机汉斯·霍尔茨纳看起来心烦意乱。他明显很紧张，把行李抬上车时，他的手在颤抖。“如果可以给二位一些建议，”他脸色苍白地说，“接下来的日子低调一些吧。”几周后，人们发现，霍尔茨纳其实是个探子，多年来一直在向慕尼黑纳粹报告托马斯·曼家里的事。因此，他最直接地知道这一家的情况已经多么危险。身兼二职的他在对党和对雇主的忠诚之间纠结不堪。

夜里，讽刺杂志《同步画派》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编辑部被盗。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所有办公桌、书架和柜子都被翻了个遍，到处一片狼藉，杂志社的标志—石膏制成的红色辛普利斗牛犬被砸碎。只有画家奥拉夫·居尔布兰松和爱德华·托尼的手稿和画作安然无恙。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两人都受到纳粹的高度重视，并被授予奖项。

希特勒政府还任命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政府专员，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他们将接管警察，因此事实上就是各州的新首脑。巴伐利亚专员是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一位有着屠夫心态的将军，从屠杀非洲赫雷罗人的殖民战争到凡尔登战役再到自由军团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德国军方几次最肮脏、最致命的行动中都有他的身影。海因里希·黑尔德领导的巴伐利亚邦政府对希特勒独裁的最后一点抵抗以失败告终。读着报纸，埃丽卡和克劳斯渐渐意识到，火车正把他们从安全的瑞士带入纳粹的恐怖之中。

埃贡·埃尔温·基希在施潘道监狱一个多星期了。他住单人牢房，每天放风半小时，早上有咖啡，中午有汤，晚上有茶，每周有两次鲱鱼或烤土豆。他静静地跟在警官身后，料到了自己的处境。

柏林广播大楼附近的马祖里大道上全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人。晚上8点以后，希特勒要在这演讲，他的作战部队提前几个小时就围住了大楼。然而，赫尔曼·凯斯滕要在7点到7点半之间朗读他还没写完的新小说《正义者》。这项活动几周前就安排好了，虽然后来政治上动荡不断，却没有人想到要取消活动。毫无防备的凯斯滕带着妻子托妮走向广播大楼时，才惊觉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穿褐色或黑色制服的人。他们想避开这些人，但突然转身离开会让自己显得很可疑。

两名警官打开牢房门，其中一人说：“现在跟我们去办事处。”

一个多月前，他们的护照上就有了法国签证，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离开柏林。家人要治疗流感，妹妹吉娜又打算订婚，他不得不等。两星期前的一天，一位女邻居惊慌失措地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凯斯滕打开门，邻居颤抖着低声说，警察和冲锋队正在搜查她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一名编辑，可能会被逮捕。她知道凯斯滕是作家，所以想提醒他，也许他也在他们的名单上。他和托妮从后楼梯偷偷溜出了房子。所幸这是一场虚惊，没有人来搜查他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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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闻

这是伦泽海德整个星期中最美的一天，有蓝天，有晴雪，埃丽卡和克劳斯·曼却偏偏要在今天回慕尼黑。他们不想浪费明媚的天气，一早就带着雪板爬上了山，滑下来之前还在阳光里躺了一会儿。回到木屋时，时间已经很紧了，他们不得不立即收拾行李，匆匆乘车赶往库尔。这是一段绝妙的旅程，风景美不胜收，他们也及时赶上了火车。一上午忙得不可开交，都没听新闻，直到在边境买了报纸，他们才得悉灾难性的消息。

●这两天，国内许多城市的社民党领袖被捕，社民党报纸的大楼和编辑部被占领、封锁。内政部前部长威廉·绍尔曼在科隆-拉特的家中遇袭。他成功击退袭击者，把他们推下楼梯。随后，三辆载有党卫队和冲锋队队员的汽车开到房前，破门而入，把绍尔曼打倒在地，带走了他。若干冲锋队队员搜查了公寓，留下了一地瓦砾。在科隆纳粹党党部，绍尔曼被殴打了几个小时，受了重伤，晚上才被送进警察医院，后来又被保护性监禁。后来，他设法移民到萨尔区，又经卢森堡和英国去了美国。

3月10日，星期五

现在，他们简直是在巡视夹道而立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每走十步就会有一个人认为有权查他们的证件。凯斯滕向每个前来询问他身份的人出示身份证和电台的合同书，以证明他今天要在这里的一个演播室工作。从大楼立面到入口很远很远，凯斯滕和妻子似乎觉得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是一栋有些昏暗的红褐色建筑，还很新，是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现在纳粹管他叫“建筑布尔什维克”。

这是一场复杂的谈话。埃丽卡和克劳斯担心线路被窃听，不想直接说出父亲将会在慕尼黑面临怎样的危险。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巧妙的说法能让他马上明白。他们开始编造天气：他们说，最近，慕尼黑及周边地区的天气糟透了，这对父母的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最好还是留在瑞士。另外，整个房子乱得底朝天，正在进行春季大扫除，到处都不消停。但托马斯·曼领会不了，这种小事挡不住他，他想回家，回到书桌前，捡起《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无论他们怎么劝，父亲始终坚持己见，最终姐弟俩不再小心翼翼：“不行，你不能来。留在瑞士！你在这里太危险了。”

大楼也被控制了。凯斯滕很高兴终于坐到了话筒前。他读了小说的第一章，讲的是一位加入了共产党并公开反对独裁的乡村牧师。牧师的两个儿子因此绑架了他，把他捆在林中的一棵柳树上，要饿死他。凯斯滕读了无比漫长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等演播室的门被撞开，自己被一个穿制服的人带走。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熬过话筒前的这段时间后，他和托妮立即去财务处结清了酬金。出大楼时，又出示了几次证件。没有人阻拦。

回到位于波申格尔大街的家，他们一刻也没耽搁，立即打电话转到阿罗萨的新森林酒店警告父母。

几天后，托妮和他终于收拾好行李。他们在选帝侯大街的莱昂咖啡馆前遇见了常在这里工作的埃里希·凯斯特纳，还给他看了去巴黎的机票。凯斯特纳试图挽留他们：“我们不是得留下来吗？可不能全都一走了之啊！”但他们心意已决。凯斯滕16年后才重返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