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岁月
奥斯卡·勒尔克一直忍气吞声，想极力保住学院秘书的职位，却在1933年3月底就被停职。但他仍然是学院成员和S.菲舍尔出版社的编辑，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另外五卷诗歌。他于1941年去世。
33份人生缩影
加布里埃莱·特吉特先移民到了布拉格和巴勒斯坦，1938年在伦敦定居。1933年后，她一直在行李中带着《埃芬格一家》的手稿，但逃亡的那些年里，写作进展缓慢。1951年，这部伟大的社会小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但没有多少读者。战后的日子里，她也没能找到进入德国新闻业的门路。相反，她在伦敦的德语流亡作家笔会义务担任了25年的财务主管和秘书。
埃里希·凯斯特纳因为不愿丢下母亲不管，他留在了德国，也想以目击者的身份搜集第三帝国生活的材料，作为小说的素材。但1933年，他显然花了大量时间在柏林外旅行。3月，他从梅拉诺前往苏黎世，并在那里与安娜·西格斯及其他作家见了面，他们极力劝他不要回德国。但他心意已决。接下来的几年，尽管他多次尝试，仍未能进入帝国文学院，只能匿名发表作品。1945年后，他搜集的纳粹时期生活的笔记没有派上用场：“‘千年帝国’不具备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
恩斯特·托勒公开反对纳粹政权最激烈的作家之一。1933年，克里斯蒂娜·格劳托夫拒演了一部反犹太的纳粹宣传片，并跟随托勒流亡。1935年，格劳托夫刚过完18岁生日，二人就在伦敦结了婚。托勒的抑郁症越来越重，1939年在纽约上吊自杀。格劳托夫起步时前途无量的戏剧生涯陷入停滞，登台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她嫁给了作家瓦尔特·舍恩施泰特，并搬到了墨西哥城，直到1974年去世。
玛莎·卡莱柯 1938年移居美国，1956年首次返德。她的书重获成功，处女作《抒情速记本》也顺利再版。1959年，她本应拿到柏林艺术学院颁发的冯塔纳奖。但在得知评委成员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曾在党卫队任职后，她放弃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后来她为了丈夫移居以色列。直到去世前，她没能再在德国文学界产生什么影响。
汉斯·约斯特他成了第三帝国最重要的文学官员，还成为帝国文学院和普鲁士学院文学系的主席。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友谊为他赢得了一个党卫军队长的军衔，大致相当于德国国防军中将。在公开场合，他几乎只穿制服现身。他陪同希姆莱出差，对党卫军在大屠杀中的罪恶活动了如指掌。他于1945年5月被捕，1948年10月之前一直被关押在不同营地。他的去纳粹化程序一拖再拖。1955年，他的“有罪”(Belastete)判决和对他的出版禁令被一并解除。此后他一直默默生活在施塔恩贝格湖畔，无人关注，也无人打扰，直到1978年去世。
特奥多尔·沃尔夫 3月5日帝国国会选举前，他再次来到柏林，投下了自己的一票，然后与家人一起离开。从1934年起，他住在尼斯和滨海萨纳里。赫尔曼·戈林请他回德国担任《柏林日报》主编，但沃尔夫拒绝了。1943年，他以75岁高龄在法国尼斯被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倒，于1943年9月23日在柏林一家医院去世。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她于1933年4月19日逃到苏黎世。三年后，她的《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在那里首演，卡蒂娅和托马斯是首演嘉宾。托马斯·曼在日记中说这部剧是“冗长无序但可爱的莱茵犹太剧”。拉斯克-许勒三次长期旅居巴勒斯坦。1939年的第三次旅居期间，她因战争爆发受到惊吓，并且没有拿到回瑞士的签证。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只能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转租房间。她与几个流亡者交好，其中包括在达姆施塔特为共产党出版商维利·明岑贝格制定过逃跑计划的马丁·布伯。1945年，她在耶路撒冷去世。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1933年定居巴黎，1940年逃到美国，在好莱坞做编剧。战争结束后，他作为首批流亡作家中的一员返回德国，为法国占领区工作。然而，他没能在德国的文学生活中重整旗鼓，新书也不尽如人意。1953年又搬回法国。
卡迪佳·韦德金德她的小说《卡卢米纳：夏天的小说》大获成功，可她再也找不到进一步施展文学天赋的安宁或精力了。1938年，她去了美国，当过记者、演员、售货员和保姆，偶尔开始新的文学尝试，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1949年，她回到德国，出版了一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但反响不大。1994年，她在慕尼黑去世。
里卡尔达·胡赫从1936年起住在耶拿。两年后，她和女婿弗朗茨·博姆因亲犹太观点而被告发。因为她德高望重，司法部部长撤销了对她和博姆的诉讼，但她那部内容丰富的《德国史》第三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被禁止出版。1944年，她在80岁生日时收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祝贺电报，并被授予拉贝奖。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也不批准出版她的《德国史》第三卷，因为书中有对路易十四专制的批评言论。1947年，她作为名誉主席在柏林参加了第一届德国作家大会。此后不久，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舍恩贝格去世。
马克斯·冯·席林斯 1933年3月底被任命为柏林市立歌剧院总监，4月1日加入纳粹党，7月24日在肠癌手术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