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会
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会议，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托马斯·曼、里卡尔达·胡赫、伯恩哈德·凯勒曼、赫尔曼·斯特尔、阿尔弗雷德·蒙伯特、爱德华·斯图肯，1929年11月
阿贝格耐心地听着客人说的话，最后请他们把建议口述给他的秘书。据威廉·赫尔佐格回忆，这位秘书是个上了点年纪、满头金发的德国甘泪卿。然而，阿贝格和两位作家都没有料到，这位金发碧眼的甘泪卿当时是鲁道夫·迪尔斯的女朋友，后者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公务员，领导着打击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部门，而且私下里与戈林联系密切。迪尔斯知道，若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他就需要戈林。因此，在部里发生的一切，他都会主动上报给戈林，尤其是在警方主管阿贝格办公室中进行的反纳粹讨论和计划。作为犒赏，戈林一周前刚刚宣誓就任部长，就立即把迪尔斯升为内政部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
文学系的34名成员来了5人，还有亚历山大·阿默斯多佛，作为学院秘书长，他总有点像监视者。亨利希·曼并不怎么失望，他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超过5人参会的情况极其罕见。但他还是有点吃惊—面对上周的政治地震，成员们应该想见见同事，也许还能达成一些共识，可他们竟仍然无动于衷。
曼和赫尔佐格恳请阿贝格，决不要容忍这种嘲弄所有民主法律的威胁。他们希望共和国动用一切法治手段强硬反击。他们还提出详细建议，说明普鲁士的武装警察应如何对付纳粹暴徒，结束街头恐怖。
在彼此信任、公平相处的成员之间，这种显然没意义的事当然可以不了了之。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也正是这样委婉地向求全责备的阿尔诺·霍尔茨做出了解释。他向霍尔茨保证，规章执行得非常宽松，除了霍尔茨，之前再没有哪个成员读过，更不会按章程办事。然而，在艺术、音乐等其他系部可能的事，在作家这里行不通。他们一开始就形成两个集团，分歧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反倒愈来愈深，而且掺杂了意识形态上的怨恨。
新的文学系成分上也不清不楚。学院虽然自称“普鲁士”，却有根本不在普鲁士生活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他来自吕贝克，住在慕尼黑。国内其实需要一个德国学院，这也是开设新系部的原因和目的。但仅从法律上看，普鲁士就没有资格为全德国创建机构。说得更荒唐一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只有那些住在柏林及其近郊，因此很容易被召集到一起开会的成员才有投票权。其他所有人只能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换言之，这个名义上的普鲁士学院，希望被视作德国学院，却像柏林学院一样运作。
没完没了的争吵围绕着不断变化的概念，最终却总能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系部的任务是什么？抵制新的、现代的文学潮流，还是帮助它们取得突破？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专属的、超越时代价值的诗歌，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一个阵营抵制来自国外的廉价娱乐，以防图书市场和剧院剧目因之过度异化；另一个阵营则警告说，要谨防退缩为思想上的地方主义。一个批评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柏林—的文学生活是“为经营而经营”；另一个则抨击“彻底乡土之地”的自满和狭隘。一个视诗人为先知或牧师，用作品赋予民族内在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另一个则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在一个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他无法再承担促成统一的功能，而是要充当精神上独立、只对自己负责的批评家。
新系部是否要为民族知识分子发声？公众往往如此理解，因此总会满心怀疑地打量它、批判它、反对它。其内部却始终矛盾重重。这始于一桩丑闻。抒情诗人、戏剧家阿尔诺·霍尔茨是个爱计较的刺头，被任命为新系部仅有五人的小型创始委员会成员，这让他受宠若惊。随后他读了规章，在一份报告中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的确，这部学院的规章充满设计缺陷，因为它不够果断，未能脱离普鲁士的旧封建结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新共和制相反，成员们工作时并非真正自主。虽然学院可以任命院长和各系主任，但任何选举都与其他决定一样，必须得到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的批准。作为学监，部长要在政治上负责。
瞎子都看得出，在这些关于艺术自我理解的争议背后，自然也存在政治信念的对立。右派对左派，反民主派对共和派，民族主义者对国际主义者，神话的崇拜者对启蒙的追随者。一个抨击“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则抨击“文化反动”。然而，文学系最棒的地方也正在于这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了不妥协的争论。也许，正是这种郁结的无休止的冲突，使该系部果真成了这个国家的某种映射：分裂民众的罅隙也使作家们两极分化。
本也如此。学院已经成立200多年了，这个令人敬畏、享有盛誉的机构，更多地活在历史中而不是当下。但文学系1926年才成立，距今6年多了，是魏玛共和国真正的孩子。亨利希·曼因此认为，它也应该为共和国效力。然而，即使是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也要费尽周章，才能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
两年前，纷争升级。民族主义保守派出人意料地强推出一套新议事规程，却立即被对手通过颇有些可疑的法律鉴定废除了。随后，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埃米尔·施特劳斯和威廉·舍费尔在抗议中辞职，报纸称这是左翼作家的胜利。学院内部的合作现在更和谐了，但文学系却更容易受到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攻击。
亨利希·曼今天下午很晚才去学院。有两个会议正等着他这位文学系主任。然而，在希特勒已手握总理府命脉的此刻，他们要讨论的话题琐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脱离现实，无非是例行公事罢了。但亨利希·曼对此无能为力。即使身为主任，他也不能在学院随心所欲，不能即兴发布抗议声明。以他对民主游戏规则的理解，他必须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这却使得学院异常迟钝。
下午6点左右，曼到达巴黎广场。这是个不友好的冬季雨夜，但至少前几天无情的严寒已经褪去。学院夹在占地广阔的阿德隆酒店和宏伟的弗兰格尔宫外墙之间。但它也不差。学院楼矗立在市内最著名的广场上，曾经属于冯·阿尼姆内务大臣的家族。大臣的儿子，诗人阿希姆·冯·阿尼姆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如今，房子已被彻底翻修，但仍保留了它威严的贵族气质。曼从台阶极其宽敞的侧门进入，穿过前廊，爬上主楼梯，来到上层门厅和会议室。
纳粹对亨利希·曼的恨意与日俱增，监视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前不久，他的弟弟托马斯路过柏林时，两人彼此坦白说，他们所承受的政治攻击超过了他们能够容忍的程度。亨利希·曼竟然还阴差阳错地有了个“保镖”，为他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威胁。这位守护天使也叫亨利希·曼，是个退休的保险职员和教会歌手。他的地址和号码都在柏林的电话簿上，因此收到了无数本来是针对作家亨利希·曼的侮辱性电话和信件。泼在他身上的极端敌意自然让重名者大为惊骇，但他很勇敢，继续扮演着避雷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