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降临

2月28日，星期二

◎ ◎ ◎

中午，特蕾泽·吉泽来与埃丽卡和他吃午餐。自然，他们一直在谈论国会大厦这场正中纳粹下怀的可怕大火。突然，广播报道说，奥西茨基、米萨姆和基希在柏林被捕。那不就是克劳斯准备要去的地方？巴诺夫斯基导演的《雅典》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也会是克劳斯的一个突破，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克劳斯也清醒地认识到—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

回家后，莫德也催促他逃跑。但她也失败了。奥西茨基要留下来。三点半左右，门铃响了，两名刑警逮捕了他。他们允许他洗漱穿衣，然后带走了他。“打起精神来，”他向莫德道别，“我很快就回来。”

似乎这还不够倒霉—汉斯·法伊斯特下午来了。他们一起散步，在中国塔喝了杯热巧克力。其间，克劳斯给他挚爱的赫伯特·弗兰茨打了个电话。还在柏林时，法伊斯特对他的纠缠不休就让他心烦。这一次，法伊斯特在聊天时偶然得知克劳斯和埃丽卡后天要去瑞士的伦策海德滑雪度假，于是引发了一场毫无意义、令人痛苦的漫长讨论：克劳斯为什么不想让法伊斯特参加这次小旅行。回到波申格尔大街，克劳斯赏了自己一剂吗啡，放松了一下。胡椒磨的表演结束后，埃丽卡和特蕾泽也来了，埃丽卡也吸了点吗啡。三点半，克劳斯终于上床了。

奥西茨基的妻子莫德并不知道黑希特的存在。昨天广播报道国会大厦着火时，奥西茨基的朋友和古斯蒂·黑希特再次催促奥西茨基马上出国。但他坚定不移。他总是有留下来的新理由：想等下周日的选举；不知道自己在国外怎么生活；还欠着债，新房子的装修很贵。不，他心意已决，他会留下来。此外，他还安抚朋友们说，搬去新居后他就不贴门牌了，所以突击队应该很难找到他。

“我也是。”阿普费尔回答说。

昨天，哈里·凯斯勒伯爵和他的朋友兼同事马克斯·格尔茨在选帝侯大街的劳尔餐厅共进晚餐。他们是这间餐厅的常客，在这里很有名。10点左右，餐馆老板来到他们的桌前，告诉他们国会大厦火灾的情况。凯斯勒吃完饭，回到家，在日记中写道，纳粹计划的暗杀行动确实发生了，然而不是针对希特勒，而是国会大厦。

三人没有坐巡逻车，而是乘地铁去了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局。基希挤入其他乘客之间。早起的人们在习以为常的上班路上，等待他的却是不确定的未来。在警察局，两名警官把他交给内勤的同事，并为他领取了一张凭据。通往政治警察部的走廊上人满为患—一群灰头土脸、从晨梦中被拖来的人。基希最先认出《世界舞台》的驻场律师阿尔弗雷德·阿普费尔，他曾为许多左翼积极分子辩护。好吧，基希想，也许他能把我弄出去，于是叫道：“你好，阿普费尔博士，我被捕了。”

他总结了今天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一位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的荷兰共产党员被捕，并“迅速招供说，他是被共产党议员教唆的；他与社民党也有联系。据说，这个20岁上下的流浪汉在国会大厦三十余处放置并点燃了易燃材料，没有任何人觉察到他的出现、作案行为或大量采购物资的活动，最后他却迎头碰上巡警。在此之前，他有预谋地脱掉所有衣服，只留了一条裤子，把它们放在国会大厦里，以免由于某些失误导致身份鉴定失败。据说，他甚至还在窗口挥舞着火把”。

埃贡·埃尔温·基希在自己位于莫茨街的住处被捕。和埃里希·米萨姆一样，早上5点，他听到门铃响起，紧接着是房东太太去开门的脚步声。然后她敲了敲他的房门：“基希先生，请开门。”他一开门，两名意外客气的刑警就逮捕了他。他被允许洗漱穿衣。他们问他是否有武器或打算逃跑，他否认，因此被免去了戴手铐。

今日要闻

她并不胆小怕事。前天，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她把社民党反对希特勒的大规模集会照片放在了《世界明镜》的头版，内页则用其他示威照片填满了整整两个版面，标题是《德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游行》。

●据首批新闻报道，国会大厦着火后次夜，警察和冲锋队对130名共产党员采取了所谓的保护性监禁。但不久后的事实表明，当夜和随后几夜共有数千人被捕。很快，所有监狱都人满为患。冲锋队不再把被捕者交给警察，而是把他们关入自己的地窖、囚室或简易集中营。

昨晚，《世界舞台》编辑部的卡尔·冯·奥西茨基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拜访他的女朋友古斯蒂·黑希特，一位假小子似的、才华横溢的年轻同事。她原本学建筑，并在维也纳拿到了工程学位。几年前，她的一个设计方案在柏林蒂尔加滕建造新犹太教堂的比赛中胜出，但最终方案没有落地。她很失望，不久之后便受聘为《柏林日报》的周日副刊《世界明镜》的图片编辑。仅仅三个月后，特奥多尔·沃尔夫就将她提升为部门主管，负责整个副刊。

●据报道，汉堡、沃尔姆斯和杜伊斯堡的迈德里希共有五人在政治冲突中死亡。和每天一样，全国无数人受伤。

◎ ◎ ◎

◎ ◎ ◎

克劳斯·曼必须立即去柏林。他的剧院出版商给他发了电报：伟大的演员、成功的导演、在柏林至少有三家剧院的维克多·巴诺夫斯基对他的新剧《雅典》非常感兴趣。

埃里希·米萨姆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作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领导人，他和恩斯特·托勒一样，在纳粹的抓捕名单中高居榜首。但米萨姆还有第二个问题：他没钱。为了能逃出国，这几天他一直在东拼西凑。昨天，他终于凑够去布拉格的票钱和到达后最初几天的费用。他计划今天早上离开，行李箱都已经装好了，他的妻子随后会去找他。凌晨5点，门铃响了，他们还在睡觉。两名刑警逮捕了他。他有被捕的经验，战争以来他已经两次入狱。“这次会更苦。”他对妻子说。然后像往常一样平静地与她告别，也与尼基和莫里，这对夫妇的狗和猫告了别。

克劳斯·曼去年秋天写了这部剧，并以文岑茨·霍费尔的笔名出版。没有人知道《雅典》是他写的，这部剧也许真的有机会登台。它完美契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剧中的希腊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一位好战的独裁者，而雅典人则成了一个已经厌倦了民主的民族，苏格拉底则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想听他对理性的呼吁。克劳斯·曼很兴奋。现在应该马上去柏林吗？还是说这太危险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给巴诺夫斯基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