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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国会大厦火灾的报告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消防队出动了十五辆消防车。国会餐厅的第一个火源还能控制，可对于整幢大楼里其他20多处失火现场，消防员无能为力。在上覆穹顶的会议厅，大火好像在烟囱里燃烧，温度很快就上升至近千摄氏度。消防队到来后不久，政治警察部部长鲁道夫·迪尔斯也到了。在一片火海中，一个半裸的、明显精神错乱的荷兰人被捕，他结结巴巴地嚷着：“抗议！抗议！”
对与错的问题并未出现。如贝恩现时所见，这种规模的历史变革总是会越来越暴力。这当然令人扼腕，但毕竟不是关键。决定性的只有将建立的新秩序和将生成另一个民族的另一种人类。每场革命都需要牺牲，这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贝恩也把自己算作一个牺牲品，毕竟，四十六岁的他已不再是年轻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在给塞耶伦的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一代，但愿它能为自己创造出一段更幸运的历史，一个更快乐的时代，发展为比我们更体面的民族……我将决绝地与我自己、与我们所出自的一切、与我们曾认为美好和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告别。”
当天，希特勒与戈培尔夫妇在帝国总理广场共进晚餐。戈培尔没把第一个报告火灾的电话当回事儿，他以为是在开玩笑。直到第二个电话证实了报告，他才告诉希特勒。他们一路疾驰，经过笔直的夏洛滕堡大道，穿过蒂尔加滕，来到政府区。
所有这些都被他写进了给塞耶伦的信里。在贝恩看来，希特勒于四周前上台后，历史开始了新阶段。在这个时代，那些他向来认为更为强大的古老价值重获权力。为大局牺牲和自我牺牲的意愿取代了个人主义，有机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取代了民主制和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妥协，神话集体和民族所体现的命运共同体取代了社会主义集体。
赫尔曼·戈林已先于他们到达火灾现场。他爬上了纵横交错的消防水龙带，看到用于灭火的水冻成了大水坑。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后不久，巴本也赶来了。戈林怒吼着指控共产党纵火，认为这是他们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颠覆政府的信号。他命令全体警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面对熊熊燃烧的大楼，希特勒暴跳如雷，迪尔斯听到他失控地大叫道：“现在要绝不留情，谁挡住我们的路，就弄死谁……不论在哪儿，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今晚必须绞死共产党议员。和共产党相关的所有人都要关起来。社民党和黑红金国旗团的人也不能放过。”
布莱希特还没走。他为自己和魏格尔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过夜的避难所。他认识彼得·苏尔坎普很久了。1920年，他们在汉斯·约斯特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房子里偶遇。当时他们两个都去拜访约斯特，一起讨论他的剧本《国王》。这部剧也让托马斯·曼印象深刻，还写信给约斯特表达他作为同行的喜爱。苏尔坎普当时还是老师，但已经在建立人脉，以站稳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编辑或审稿人的脚跟。从那时起，布莱希特这位聪明的社交专家就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有段时间，苏尔坎普在古斯塔夫·哈通的达姆施塔特剧院担任编剧，后来又在柏林的月刊《雕鸮》任编辑，时不时刊登几首布莱希特的诗。同时，他在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新观察》，没有人会怀疑，这本面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文学杂志有任何左翼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野心。总之，苏尔坎普肯定不在警方的任何逮捕名单上，他愿意把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安顿在他的公寓里。他们俩可以在明天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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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立即转身。他不想引人注目，所以走得很慢，远离咖啡馆的每一米都让他高兴。他一步一步地挪到安全地带。然后决定，现在就落实那位朋友通过母亲转达给他的建议。他去了火车站，坐上开往边境的下一班车。
晚上，社民党在体育馆筹办了一场大型的卡尔·马克思集会。虽然3月14日才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但该党迫切希望提前举行的活动能对其选举产生宣传效果。在开场几段朗诵之后，警察驱散了会议，理由是存在某些所谓批评政府的言论，大厅必须被清空。
但这场争斗有它自身的动力。贝恩笔诛墨伐，极尽夸张之能事，以至于走向了极端立场。左翼作家把理性和启蒙作为其文学的最高标准，贝恩对此嗤之以鼻。神话、迷醉和非理性难道不是自古以来艺术中更强大的力量？在他看来，争取进步和社会公义的斗争使文学沦为庸俗的宣传，更进一步说：斗争本身终究只证明了天真。作为尼采的读者，贝恩坚信，历史本质上对进步、道德、希望一无所知。它对千百万人的命运毫无怜悯，唯一遵循的法则是活着和活下去。正因如此，“培育”“种族”或“民族”这类概念对作为医生和自然科学家的贝恩来说越来越重要了。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和它的民主制度导致了社会的崩溃、颓废、灭亡。贝恩认为，现在人民背离了这种国家形式，想在纳粹党的统治下重建更严格的秩序，由此把自己培育为统治者的种族，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历史必然的反应。在他看来，越来越不容争议的是，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自由、多元、法治，已经过时、完结了。有时，他的观点也着实让自己大吃一惊。有一次，他和蒂莉·韦德金德站在诊所的窗前，看到年轻的纳粹党成员列队沿百丽联盟大街向滕珀尔霍夫公园行军，他突然对她说：“现在我甚至喜欢褐色制服了。”
12点半左右，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迪尔斯和他的军官，还有冲锋队和党卫队小队，开始按照几周前开列的名单逮捕共产党干部和其他纳粹反对者。当夜，警察局局长向戈培尔报告说，逮捕行动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和他的副总理巴本共同做出第一轮决定，禁止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刊行。稍后，希特勒在凯撒霍夫酒店召集了他最重要的部下。场面盛大，人人精神抖擞。在大厦中被捕的荷兰人自称是共产党员。“我们正缺这个，”戈培尔喜不自禁，“现在我们放开手干吧。”
一开始无关痛痒，就像副刊上常见的小打小闹。作为以艺术永恒自主为唯一准则的抒情诗人，贝恩超拔的自我认知与那种将文学视作政治斗争武器的社会参与美学理念截然相反。批评家和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奈塞因此在1929年颂扬贝恩是勇敢的先锋派代表人物，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人在意识形态上收编，还把他与那些煽动性艺术的先驱区别开来—他们虽然受欢迎，却常常很肤浅。约翰内斯·贝歇尔、埃贡·埃尔温·基希等作家自觉受到赫尔曼-奈塞的攻击，于是把贝恩说成是一个厌世、古怪，甚至反社会的书呆子诗人的典型。太渴望得到认可的贝恩无法对这种污蔑视而不见，于是投入了时评界的意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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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除了诗歌，贝恩写的散文和广播稿越来越多。电台稿酬高，贝恩又总是缺钱。他写这些文章也不只是为了赚钱。虽然他宣称，作为诗人他不想与时事有任何瓜葛，但还是被卷入了文学与政治的论战。
越来越冷了。在医院与布莱希特告别后，瓦尔特·梅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家咖啡馆，那是德国作家保护协会计划下午开会的地方。届时梅林会宣读他的文章，当然，他也要讲一讲外交部的朋友发出的警告。可还没等他走进咖啡馆，就有一个姑娘从街上向他走来。这位一头蓬松黑卷发的美女是玛莎·卡莱柯，今年25岁，是个机灵风趣的女人，她发人深省的讽刺诗让她成为国内重要的新诗人之一。许多报纸都刊登过她的诗，几周前，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集子，它有一个新客观主义的漂亮书名：《抒情速记本》。然而，卡莱柯现在不关心文学。“梅林！”她低声窃语道，“您必须马上走！上面有纳粹辅警，带着抓您的逮捕令！”
玛莎·卡莱柯，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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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周了。几乎没有哪一场社民党的活动不被冲锋队破坏或扰乱。会众走出体育馆时，迎面看到夜空中的灼灼红光，是火光。消息迅速在人群中炸开：国会大厦着火了！
贝恩不但自视为诗人，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这源于他精神精英的理念，他把自己也算作其中一员。精英从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观察、判断着历史的进程。对政治日常的细枝末节，贝恩知之甚少。像前前后后的许多作家一样，他没有追问自己是否有可能混淆了文学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与政治现实。他以一种颠覆一切、不论道德是非的笼统革命话语，打开了专断的大门，却没有看一看领导这场所谓革命的阴暗人物。贝恩如此胜券在握地谈论时代转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前提。他只看到了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如果现实与之不符，那就是现实更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