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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出院，他就陷入了一段不幸的爱情：他认识了大他8岁的闺秀安妮·玛丽·塞耶伦，她是戈特弗里德·贝恩的朋友埃格蒙特·塞耶伦的前妻。这并不匹配的一对关系破裂后，法拉达吸毒、酗酒，险些丧命。几度在戒毒所住院，又几经监禁后，他才断了吗啡的瘾，但仍然是个酒鬼。他试图控制自己的酒精摄入量，有时却酩酊大醉，完全失控。
今天，他给席克勒写了另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在他看来，目前的最佳策略是无为：如果纳粹解散学院，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暴露他们的专断和跋扈。如果他们让自由作家在文学系留任，就是公开承认有一小群正直的人在抵制他们。不论哪种情况，他们政治上都不好受，不是吗？
单是这样看，罗沃尔特现在就不应该如此慷慨地点葡萄酒和烈酒。可他不在乎这些事。罗沃尔特是个精力无限、充满干劲的人，一个马不停蹄的强者和自我表现者。这辈子他似乎只怕一件事：无聊。他喜欢自己的轶闻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且会随时随地搞出点事情来。他会在庆典和宴会上咬坏香槟杯，嚼碎玻璃后吞下去，让其他客人目瞪口呆。或者，他会把作者交给他的手稿卷成纸筒，敲打自己的后脑勺，声称能根据撞击声判断文章质量。
昨天，托马斯·曼先给德布林回了一封详细的信，其中用了一些战斗词汇。他说，他们绝不能正中新统治者下怀，主动解散系部。当然，听到哥哥辞职时，他也想辞职。可现在，他认为最好等待，让新的占领当局—他这样称呼纳粹—来强行解散。他相信，这将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件，届时纳粹党必将公开承担责任。此外，他指出，现在还无法预见德国将发生什么。不可否认，他对下周日的选举还抱有微弱的希望。
他的出版社聚会也是一样：既受欢迎，又声名狼藉。罗沃尔特没有鲜明的政治信念，他不仅邀请左翼和自由派，也邀请右翼或极端右翼作家，并乐于看到两个阵营对峙时的剑拔弩张。他最好的一些作者和最亲密的合作者是犹太人，但这并不妨碍罗沃尔特也雇用恩斯特·冯·萨洛蒙之流。后者在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22年因参加了刺杀瓦尔特·拉特瑙的反犹行动而被判处五年徒刑。
恩斯特·罗沃尔特和鲁道夫·迪岑与他们的妻子坐在施利希特餐厅，感到非常心满意足。尤其是罗沃尔特，作为出版商，他在迪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位心理濒危的作家才华惊人，而且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迪岑创作的前两部小说不成功，而且他还因为贪污和诈骗两次入狱，罗沃尔特仍然坚定不移。出狱后，罗沃尔特甚至雇他在出版社兼职，毕竟这也能带来一点收入，这样他至少有了起码的经济保障，可以继续写第三部小说。
贝恩更详细地介绍了柏林文学界目前的动荡。他写道：惊恐万状，出版社把政治上不讨喜的书都送到了奥地利的驻外社，以防被纳粹没收。许多作家都逃去了布拉格或维也纳，想在国外等到希特勒政府倒台。对于这种希望，贝恩嗤之以鼻：“一群儿童！一群聋子！革命来了，历史在说话。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弱智。旧形式的个人主义，旧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永远回不去了。这是会被载入史册的新时代，谈论其有没有价值都是废话，它就在这儿。在它二十年后结束时，将留下不同的人类，不同的民族。我说得磨破了嘴皮，左派却不想承认。见上文：儿童和聋子。”
去年初夏，时来运转。自称汉斯·法拉达的作家迪岑完成了新手稿，也就是他的第四部小说。《福斯日报》提前刊载了这部作品，书商、读者和评论家都为之痴迷，书名《小人物—现在怎么办》旋即蹿红成流行语，成为不知所措的时代暗号。这是一个普通雇员的故事，他与妻子和孩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混乱中跌跌撞撞，失去了工作、房子和对未来的所有信心，但在对自己小家庭的爱中找到了最后的救赎。这是一部有点伤感的时代小说，它的时效性和感人程度很难被超越。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其他国家的出版社在罗沃尔特排着队买翻译版权，电影制片人也立即扑向这个素材—书推出才几个月，现在就已经开始拍摄了。
贝恩的回答很简短。在他看来，塞耶伦的病无非就是神经衰弱。他建议塞耶伦去疗养院住上一周，彻底检查一下，还建议他进行—以友好、戏谑的口吻—自我教育和自由流动的性爱。
所以恩斯特·罗沃尔特今天邀请法拉达夫妇来施利希特餐厅，这是一家受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欢迎的高档餐厅。画家鲁道夫·施利希特是店主的弟弟，墙上总是挂着他的新画或素描，就像常设的销售展览。画家的朋友乔治·格罗兹和威兰·赫兹费尔德是常客，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在这里结识—1928年，布莱希特把刚写了一半的《三分钱歌剧》在这里交给了这位造船工人大街剧院的年轻导演，这部剧随后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巅峰之作。
勒内·席克勒也来了信，他生于阿尔萨斯，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散文和小说中促成法德两国的和解。他在信中提议，如果纳粹解散系部，大家难道不能私下成立一个作家学院吗？
相比之下，今晚很轻松。罗沃尔特想安抚法拉达，分散他对电影的担忧。四个人已经坐下来喝摩卡了，施利希特的摩卡是用桌子上的小型咖啡机做的。罗沃尔特和法拉达喝得醉醺醺，但很平静。他们的妻子不太关心丈夫在谈什么，正聊着天—突然，一个服务员冲进餐厅，大喊：“国会大厦着火了！国会大厦着火了！共产党放的火！”
曼把信件从慕尼黑转到了这里，这让他事后了解到学院文学系在柏林发生的争执。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最近的两次会议：一次他的哥哥亨利希·曼被迫辞职；另一次德布林试图发布抗议声明未果。这封信的结论听起来令人心灰意冷：德布林预料到，系部即将被解散，可能就在选举之后。也许在这之前主动退出更好，最好是大家一起辞职。但莱昂哈德·弗兰克不想自暴自弃，要继续战斗。可他们在学院里究竟要捍卫什么？德布林反正是满心怨气，因为如今在公众看来，他们几乎全都沉默而乖顺地接受了亨利希·曼的被迫辞职。
法拉达和罗沃尔克跳起来，对视一眼，好像触了电。他们大喊着买单，大喊他们需要一辆出租车：“我们要去国会大厦！我们要给戈林加把火！”
从这座七层高的城堡式酒店向外远眺，可以看到壮美的格劳宾登阿尔卑斯山。景色也许没有提契诺的“德国之家”那么壮观（玛格丽特·斯特芬目前正在那里治疗肺结核），却也摄人心魄。1912年留居此地时，托马斯·曼萌生了《魔山》的灵感。后来，他在小说中借鉴了这里的景色，以及酒店的许多细节。他特别喜欢那个纵深的长餐厅，山地壮阔的全景在餐厅窗前一览无余。酒店的装潢采用新客观主义风格，色彩明朗，墙壁下半包着木板条，上面贴有彩色的条纹墙纸，天花板上挂着亮闪闪的黄铜吊灯。
塞耶伦不久后就放弃了文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经理和企业顾问。现在，身为备受追捧的经济专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他曾是贝恩在柏林巴伐利亚街区的近邻，那时两人的关系就相当密切，总是相谈甚欢，还交流情事或性问题。塞耶伦现在住在巴伐利亚，他写信给贝恩，征求医疗建议。
罗沃尔特想尽办法让法拉达高兴。他们吃得很好，喝了很多施泰因葡萄酒，还时不时续一杯覆盆子酒。罗沃尔特宠着他的新星作者，因为法拉达对电影的进展既焦虑又愤怒。他整天整天待在片场，总怕导演和编剧会把他的小说改成庸俗的下三烂。
戈特弗里德·贝恩今天也在忙着通信，他给老朋友埃格蒙特·塞耶伦写了一封信。两个人已经认识20年了。那还是在一战之前，两人都是梦想在柏林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在某些方面，塞耶伦起步更好：1913年，著名的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痛苦的耻辱》，这是一部关于学生的青春小说，很符合时代的口味。而贝恩的第一部诗集是1912年在威尔默斯多夫的一家个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小书《陈尸所》，像这样一本定价50芬尼、只有9首诗的小册子很容易被忽视。但恰恰相反，贝恩的处女作最后演变成了一桩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丑闻。他的诗以无情的冷酷目光审视着疾病、死亡和腐烂，这让习惯了新艺术主义感伤语调的脆弱读者恼羞成怒，甚至骇然大惊。他们认为贝恩是个怪物，一个惊吓到他们的语言野蛮人—他却因此撞开了现代文学的新大门。
作为出版商，罗沃尔特有理由担心，法拉达会搞砸整个电影项目，尽管这部电影是他能期待的对这本书最好的宣传。因为，跟这位作者有时候讲不通道理。法拉达的精神状态从小就极不稳定，至今仍难以预测。学生时他想和一个同学一起自杀。两个少年钻进了虚无主义厌世的牛角尖，试图把自杀排演成决斗。法拉达真的打死了朋友，自己的胸口也中了两枪，身受重伤却活了下来。法院随后宣布他无刑事责任能力，暂时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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