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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德布林的论战就这样开始了，其他与会者虽然也偶尔发言，但基本上没什么贡献。德布林主要表明，鲁斯特无权通过最后通牒对学院和亨利希·曼施加压力，因为根据章程，学院是独立的，它无需容忍任何政治规定或干预。德布林总结当前形势说，席林斯顺从部长，也许保障了学院的生存，却丧失了它的尊严和独立性。
戈特弗里德·贝恩，1934年
贝恩认为这些论点大错特错。按照贝恩对学院章程的理解，身为文学系主任的亨利希·曼担任了一个职务，每年领取一笔津贴，所以他有义务作为文学方面的专家服务部长。曼却在选举海报上指责这位部长行径野蛮，呼吁共产党和社民党合作对抗其党派。亨利希·曼这样做就是在公然挑衅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贝恩尖锐地强调，此后，政府才开始自保。不是学院受到攻击，而是亨利希·曼攻击了政府。
虽然贝恩是一个相当矮、有点胖、还秃顶的男人，但他的女人缘却出人意料地好。贝恩身边的女人大多是作家、艺术家或演员。可他并不浪漫，是一位内心相当冷酷的情人。他写情书的技艺精湛，但几乎总是与女友保持距离，还常常同时脚踩几条船。并非每个女人都能应付得了。卡尔·施特恩海姆的女儿莫普莎爱上贝恩并因他自杀时才21岁—比贝恩小了快20岁。三年后，女演员莉莉·布雷达给贝恩打电话告别。挂断后，她立即从五楼公寓的窗子跳下。当时与贝恩相处的还有两位女演员—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遗孀蒂莉·韦德金德和埃莉诺·布勒。她们两个偶尔会在柏林的戏剧场合相遇，但贝恩谨慎至极，尽可能不让女人发现他还与其他人有染。
因此贝恩得出结论，抗议毫无根据。他越来越激动地叱骂道，这个学院的某些成员经常对学院的利益置若罔闻，对他们来说，魏玛宪法、工人党派的合并、肆无忌惮的政治煽动……学院利益之外的一切才更重要。但不论如何，他坚持认为，具有伟大传统的学院是一个辉煌的机构—是唯一能够彰显艺术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并让他们卓然于世的机构。
德布林马上打断他，用一个简单的问题让院长陷入了尴尬，其实这也是席林斯应该预料到的：为什么他认为形势仍然很难？
贝恩几乎从不缺席会议，这也能看出学院对他多么重要。今天，席林斯院长一来到文学系，便声明要阻止对亨利希·曼事件的任何公开抗议。他说，形势一直很难，他请作家们为学院的未来达成和解。
席林斯的回答和以往一样含混。他喜欢遮遮掩掩。他认为，困难表现在大量的报纸评论中。
在文学系内部，他的入选并非一帆风顺。托马斯和亨利希兄弟支持接纳贝恩，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级别很高的语言艺术家，也是一位从冷酷无情的准科学角度看待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分子。这非常符合近年来时代品位所标榜的时髦的客观性。贝恩的朋友奥斯卡·勒尔克也帮他说话。但里卡尔达·胡赫—毕竟她是该系的副主任—认为贝恩故作虚无主义的语气是一种廉价的姿态，而非清醒到骨子里的生活态度的表达：“我觉得戈特弗里德·贝恩不合适。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把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串在一起，并不能成为诗人。我们的语言确实陈腐老套，但单纯使用生僻、古怪、吸引人眼球的词语，并不能克服这种缺陷。”
这是个莫须有的奇怪说法。在场的每一个人当然都知道，决定学院存亡的不是报纸，而是新政府。可后者在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周三辞职后并未找上门来，席林斯也得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他仍然要求文学系不要发布抗议声明以免招致新的危险，那么这就间接证实了最重要的一点：任何对政府的公开批评—独立学院理应有这种权利—目前都可能导致被封杀。
但贝恩的生活与他崇高的自我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皮肤病性病诊所位于克罗伊茨贝格一栋位置偏僻、没什么人气的建筑里，收入少得可怜，以至于他只能住在诊所里。四个房间中无情地堆着二手器具。忧郁的贫穷气息笼罩着一切，根本吸引不到有支付能力的病人。贝恩主要治疗那些在小巷里工作的妓女。如果有机会，他也愿意照顾自己的作家同事，比如卡尔·施特恩海姆，这位声色犬马的作家患有梅毒，但也是个不配合的、很难说服的病人；还有奥斯卡·勒尔克，几年前他曾因咽峡炎和高烧卧床不起，贝恩上门给他看过病。
德布林与贝恩争论的核心由此一目了然。德布林公开谴责纳粹对待学院的方式，最终是为了捍卫宪法和公民权利。反之，对于从不看好共和国的贝恩，共和国的宪法无足轻重。他想维护学院—不仅仅因为它对他个人极其重要。
相反，贝恩是为每个词、每个音节、每个声调而苦战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几本书都薄得可怜，这些书能接触到的读者也少得可怜。但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诗是近几年发表的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他为文学的食不厌精者写作，他们用赞美诗般的语气称颂他，不断强化着他为国内知识分子贵族而创作的地位。对贝恩来说，诗是要求最苛刻的领域，若想赢得尊重，就必须远远超越当下的流行时尚和反复无常。与自认为有政治思考、投身社会、仔细观察当下的作家德布林不同，贝恩认为自己是诗人，他想抛开一切政治和与时代相关的东西，与他的诗一起历久不衰，甚至直抵永恒。他很喜欢在尼采那里读到的一句话：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任凭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发出恶作剧般的鼓噪，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两种立场不可调和。而且，德布林心知肚明，他和两位战友弗兰克与富尔达，将是投票中的少数派。因此，他们只剩下两个选择：通过示威性的辞职表达抗议，但如此一来，就拱手让出了他们对学院产生影响的一切机会，贝恩及其支持者则有可能自诩为论战的胜利者。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尝试在公开声明中以委婉的方式夹带他们的批评，寄希望于公众能将其理解为一种抵抗的姿态。
因此，学院对贝恩来说更重要了。一年前的某个晚上，奥斯卡·勒尔克突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文学系选他为新成员。“可不要和我这个老头开玩笑啊！”他答道。现在，他终于得到了一直缺乏的官方认可，终于有人承认他在国内的文学精英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让他欣喜若狂。现在，他终于在代表时下最著名的德语作家的圆桌上坐了下来，而不再是一个给妓女看病的可怜医生，不再是除了得到的几句好评就一无是处的诗人了。
鲁斯特部长果真有权解散学院吗？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果有，哪一条？突然间，法律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反倒没有人再去关心一个被禁言的学院是否值得让人为其存亡而战。
几年前，他手头紧到无法按时交税，税务局马上威胁要扣押物资，这种羞辱把他气得发疯。他当时怒斥道，必须击碎这个破败堕落的国家。
可贝恩对死板的法律问题没兴趣，他推开这些事，更想让德布林告诉他，今天的会到底目的何在。德布林周三宣布了文学系的抗议。贝恩现在想知道，这是在向谁抗议，毕竟珂勒惠支和曼是自愿离开的。系部很难对此抗议。
对文学的伟大追求和匮乏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反差让贝恩备受折磨。他是一个骄傲的、很容易感到屈辱的人。顶级杂志和出版社刊印他的诗和散文，但给的报酬很低。他曾经算过，文学工作平均每个月只能让他赚4.5马克，为此他恼羞成怒。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个倒胃口的微型诊所也没多少盈利，所以，快50岁的他，对于未来能否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并不抱什么希望。一次看过剧后，他首次邀请蒂莉·韦德金德去自己的住处。他带着她穿过四个破破烂烂的房间，最后穿着晚礼服的她站在有妇科检查椅的诊室里，玻璃柜里的钢制器械闪闪发亮。贝恩甚至穿上了医生的白大褂—这是让他感觉最舒服的衣服。蒂莉暗想，现在他会宰了自己。他古怪的眼神让她毛骨悚然。但后来他把她领进客厅，墙边四平八稳的书架，以及他端来的小面包、水果和香槟，才让局面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