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门而去
贝恩基本上没说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了席林斯忠于上级的论点。但这足以打破马丁·瓦格纳的耐心。他无法谅解，一个机构的成员如此缺少正义感。他起身，宣布辞职，走向出口，摔门而去。
大约十分钟后，席林斯脸色苍白地回到会议室，亨利希·曼不见了。席林斯通知的事，让会议彻底成为多此一举的闹剧：曼放弃了文学系主任的职务，宣布退出，以免危及学院的生存。
然而—没人跟上去。只有瓦格纳一个人辞职示威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起身离开。路德维希·富尔达、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莱昂哈德·弗兰克都义愤填膺，但他们把抗议忍到了几天后即将召开的文学系会议上。他们希望在此之前做足准备，与今天不在场的同事们一同决议。
接下来的第三幕最怪、最短。亨利希·曼在众人的沉默中进入会议室。莱昂哈德·弗兰克已按照约定，在楼下学院入口处与他简短谈过，提前通知他了。现在，席林斯立即走向曼，请他在讨论开始前与部门秘书勒尔克一起到他的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又是等待。
会议的结束词再次落到一位建筑师身上，他是学院的副院长汉斯·珀尔齐希。珀尔齐希和瓦格纳在所有专业问题上都看法相近。珀尔齐希是城市规划领域新客观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兰克福、布雷斯劳和柏林建成了几座令人叫绝的建筑，并于今年年初接手管理柏林的艺术学校。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清楚地知道，最近几年艺术问题如何被政治化了。尽管如此，珀尔齐希还是明确感谢席林斯院长没有在会上决议曼的成员资格。因为，珀尔齐希申明，学院只关注艺术，而不涉政治—因此在他看来，会议根本不可能为此投票。显然，珀尔齐希似乎也认为，学院的存亡比成员的基本权利更重要。
作为院长，席林斯当然不能让辩论滑入私人口角。于是他试图再次突出这件事的核心。他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牺牲整个学院。他相信，每位成员都必须基于其成员身份的事实，意识到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举止所造成的后果。
瓦格纳还不到50岁，但早就是柏林市内抢眼的人物了。他属于社民党，为工会工作过，与布鲁诺·陶特一起在柏林布里茨规划了备受瞩目的马蹄形社区，后来作为城市规划委员聘任了米斯·范德罗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名声响当当的同事。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高度政治化了，城市规划也不例外。瓦格纳的项目，尤其是他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大型社区，被攻击为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侵蚀。他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人发言，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前一年加入纳粹党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格斯纳。格斯纳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回应瓦格纳的论点，而是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格斯纳嘲讽地说，瓦格纳可不是学院选的，而是由鲁斯特的前任、社民党文化部部长格里梅钦定的成员。似乎瓦格纳低人一等，在被学院选出来的学院成员讨论时，他无权发言。
不清楚席林斯这些暗示性的表述是指什么，但显然，在他看来，加入学院后放弃《紧急呼吁！》这种决定性的政治表态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使这一难以成立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席林斯现在不再谈政治，转而说起了风度问题，他声称，珂勒惠支和曼的签名，违背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面—毕竟，他们签署的呼吁书一定让鲁斯特部长觉得自己被公然侮辱成了野蛮人。
显然，多数人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而是希望迅速而安静地了结此事。就在这时，第一个不是作家的人开口了，他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他以一种前所未闻的坚定态度争论说：这对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不公平。他们签字的呼吁书不犯法，他们只是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有宪法保障的，就像鲁斯特部长也是根据宪法宣誓就职的。席林斯根本就不应该答应鲁斯特负责两名成员的辞职。就算万不得已，席林斯也可以回应鲁斯特说：学院的全体会议将投票决定。瓦格纳最后说，会议结束前，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一个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学院。
席林斯这样做不是在挽救讨论，而是让它彻底脱轨。在应该讨论危及学院生存和独立的粗暴政治攻击之时，退到风度问题上合适吗？马丁·瓦格纳忍不下去了。他先与格斯纳和席林斯在修辞上过了几招，然后提了一个问题，它定然会被理解为对院长的正面攻击：当席林斯建议珂勒惠支和曼辞职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时，难道不是体面更尽失？
时间紧迫，富尔达、弗兰克和德布林商定：亨利希·曼一到学院大楼，弗兰克就拦住他，迫切请求他不要主动辞职。这样一来，席林斯就必须通过投票才能开除他。然而，投票的结果不可预测，如果确实是学院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曼，其他人就有了宣布辞职以示抗议的理由—此事本来就应该有政治信号的效果和意义，这样就光明正大了。
现在还剩下的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发生在紧挨会议室的院长办公室里的绝望尾音。文学系的成员当然想知道，他们辞职的主任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就放弃了。尤其是明确请求他坚守的德布林、弗兰克和富尔达，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亨利希·曼站起来，与所有人握手，也许是为了安慰他们，也许是为了道歉。但他给出的理由却出奇的单薄。曼说，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可他—此时他的话听起来简直就像论及体面问题的席林斯—不想让对手把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依赖职位。但对于其他人，比如勒尔克，学院的解散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事情也需要考虑。
可席林斯已经无法阻止他一心想避免的事：会议中断了，文学系的秘书奥斯卡·勒尔克接下任务，追加电话通知亨利希·曼参会。因此，悲剧的第二幕是出人意料的停顿：等待被告。大厅里的骚动当然不会平息。在场的六位作家凑成小圈子，讨论如何攻击他们的院长。路德维希·富尔达尤其愤慨。他说，他一生都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不想与一个因表达政治观点而开除成员的学院有任何关系，他要辞职。莱昂哈德·弗兰克和德布林也在斟酌离开学院的事。伊娜·赛德尔显然很紧张，她下不了决心该怎么办。贝恩和勒尔克反倒是有所保留。勒尔克的情况还掺杂着物质原因，他自认为是一个根本不掺和政治的作家，但作为系部的受薪秘书，辞职就会失去部分收入。
那么，哪怕席林斯漏洞百出，最终还是大获全胜？起码在一个点上，院长算错了。在对会议的保密性表决时，亨利希·曼不在场，严格说来他根本没参会，而是直接被席林斯带去了院长办公室。因此，他不必受制于普遍的封口要求，可以向媒体通报他离开学院的消息。虽然会议到夜里快11点才结束，但报纸次日就详详细细地报道了整个事件。对于亨利希·曼的辞职，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
难以置信。席林斯不给亨利希·曼任何表态的机会，就决定开除他。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卑劣手段，正常情况下会让席林斯在学院威信扫地。为了给自己辩解，也为了强调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向集会者提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备选方案：要么亨利希·曼离开学院，要么他席林斯辞职。
然而，曼自愿辞职，席林斯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几乎连肩膀都没动一下：他只是不想让亨利希·曼在会上遭到尴尬的审讯，另外，曼还在院长办公室，当然做好了发言的准备。德布林随即要求，虽然曼已经辞职，还是要当众问一问他。但德布林的提请直接被会众驳回。
这是对席林斯公开的不信任表决。当学院成员受到一位政治家言辞蹊跷的攻击时，院长非但不挡在前面保护，反而逼他们主动辞职；不邀请亨利希·曼来参加审判他的会议，却要用可疑的风度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这样的院长是领导学院的合适人选吗？
尽管如此，德布林还是跳起来发言，开始了针对席林斯行为的辩论—也就是第四幕。他同时抗议几件事：全体会议前没有与亨利希·曼谈话、席林斯关起门谈辞退的伎俩、50名学院成员中居然无人大声质疑席林斯的辞退程序的可怕事实。他要求文学系自己开会，决定曼的去留。
在这个情况很可能反转的爆炸性时刻，居然是一位作家出面帮了席林斯一把。戈特弗里德·贝恩说，瓦格纳正在用他的问题扭曲事实。唯一的问题是，席林斯是否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来拯救学院—他做到了。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仿佛被当头一击。他认为亨利希·曼是一个信念绝对坚定、政治上警觉的共和国捍卫者，可曼却在为共和国的基本权利而战时退缩了。德布林感觉自己四面楚歌。歌德的一句话在他脑中闪过：“亨利希，你让我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