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门而去

只有两名未出席会议的成员决心承担严肃的后果：阿尔方斯·帕凯和里卡尔达·胡赫。帕凯是约瑟夫·罗特的同事，他也主要为《法兰克福日报》撰稿，曾作为通讯记者驻扎在斯德哥尔摩，1918年还在莫斯科写过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他最大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剧本和游记。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与哈里·凯斯勒伯爵、亨利希·曼一样，战后一直在宣传一个和谐、和平的欧洲的愿景。在时下这场争论中，他的论点非常简单：作家所属的学院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文学和作家的自由—包括政治方面。对于亨利希·曼的被迫辞职，如果所有作家一起抗议，他就加入；如果没有集体抗议，他就独自辞职。

她现在65岁，是全世界敬仰的艺术家，但与席林斯的冲突她实在消受不起。席林斯转达了部长的威胁，并明确告诉她，一旦被学院开除，她将立即失去进入大师工作室的资格。多年来，她不仅在那里教书，也在那里工作—目前有一个她很看重的大型陶土团队。对她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再没有什么其他合适的地方能让她做雕塑。席林斯提出，如果她自愿退出学院，就可以在10月1日之前全薪任教，还可以继续使用工作室。她很快做出了决定。凯绥·珂勒惠支从没把地位放在眼里，不论是教授头衔，还是学院的成员资格，最后她让步了，宣布辞职。

里卡尔达·胡赫，1934年

回到学院办公室，马克斯·冯·席林斯首先叫来了凯绥·珂勒惠支。1919年，她成为普鲁士学院一百多年来接纳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作为版画家和雕塑家，她天赋超群，在欧洲和美国享有盛誉，以至于学院固执的先生们无法再对她视而不见。但与一口柏林腔、喜欢以画家王子的身份出场、住在巴黎广场和万湖的两栋别墅里的马克斯·利伯曼不同，凯绥·珂勒惠支生活清简，住在柏林最贫穷的一个工人社区普伦茨劳贝格。对她来说，承担社会责任永远比获取账务自由更重要。虽然她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她对左翼思想及组织的认同不容置疑。

里卡尔达·胡赫持相似看法，也许更深入，触及根本。她相信，作家的工作需要一种与国家机构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当时只是因为托马斯·曼好话说尽，她才同意加入学院。她是德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伟大的老夫人，同时也是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之一。年近古稀的她虽然给人一种稳重的中产阶级印象，但她一如既往是个倔强、好斗的女人。18岁时，她与姐姐的丈夫相爱了。她之所以追求文学和学术事业，是为了与她的家庭保持距离。她与姐夫的婚外情持续超过25年，其间她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姻也失败了，后来他们终于结了婚，又在三年后彻底分手。

这些文章当然立即惊动了未能参加会议的文学系成员。德布林宣布后续会议将于2月20日星期一举行。在此期间，外界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系部秘书勒尔克受到了各种问题的狂轰滥炸。但可想而知，他目前状态很糟。近几年政治的两极化让他战战兢兢。他是一个需要和谐的人，喜欢把自己埋在艺术问题里。让他处理任何一种日常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他都认为是无耻的苛求。

剧作家路德维希·富尔达跳了出来，支持贝恩—他再次追问，亨利希·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席林斯不得不承认，目前待在柏林的学院成员中，唯有曼没收到会议邀请。

20年前的1913年，他取得了自己在文学上最大的胜利：克莱斯特文学奖。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很欣赏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和构思精巧的散文。但他在读者中并不成功，他的版税收入很低，不可能以此过活。因此，当S.菲舍尔出版社为他提供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当学院请他当系部秘书时，他立即抓住了机会。两份工作共同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收入，并让他成为文学界的重要角色。三年前，他才与女友和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在柏林北部的弗罗瑙建了一栋房子，这里环境迷人，有宽阔的花园、小型艺术收藏室和一个女管家。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得到认同的满足感，但同时也在折磨着他，因为他发现，赚钱的工作把他的写作时间压缩得越来越少。

简短开场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第一幕展现了一位被迫防御、寻找借口的院长。戈特弗里德·贝恩此时四处张望，却没有在会议室里看到亨利希·曼。他提出两个一目了然的问题：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如果要责难签名的事儿，鲁斯特部长为什么只威胁解散文学系，却不打算动珂勒惠支所属的美术系？席林斯避而不谈第一个问题，只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答复：身为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在学院里身份特殊。

学院里的争论真的让他陷入了恐慌。他担心会失去秘书的岗位，感到自己因夹在右翼和左翼的恐怖分子之间而心力交瘁—他根本不能正大光明地表达。他鄙视阿尔贝特·格斯纳等纳粹党成员，但德布林或莱昂哈德·弗兰克这类人也让他吃不消，他觉得他们好斗、不合作、爱出风头。他怀疑，就是德布林和弗兰克这两个在文学上比他成功得多的人，在学院会议后向媒体通风报信—虽然有些文章明确提到消息来源是亨利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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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面，里卡尔达·胡赫也从不墨守成规。她写过感伤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洋洋洒洒的德国历史研究或是浪漫派生活及艺术的精彩著作，也写过侦探小说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意大利自由战士加里波第的传记。她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沙龙作家。

如果席林斯在从文化部到巴黎广场学院大楼的路上花一点时间，从报摊上买一份《德意志文化守卫》，就能读到汉斯·约斯特的一篇短文。这份杂志是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领导的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的喉舌。该联盟是右翼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组织，他们喜欢针对犹太人发表仇恨言论，或因所谓的“反种族主义文化圈”和“此在的污化和奴化”感到愤怒。最近几天，约斯特与文化部部长鲁斯特谈过几次话，内容是任命约斯特为普鲁士国家剧院首席编剧的事。约斯特反应很快，马上就在文章中提到了两天前鲁斯特在大学里对普鲁士学院的作家们暗示的威胁，还指名道姓地说：“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凯勒曼、富尔达、德布林、弗里茨·冯·翁鲁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反动作家，绝无资格以官方身份触碰德意志概念的诗。我们建议解散这个已经彻底过气腐朽的团体，并根据民族的、真正的德意志观点重新组建。”

相反，她欣赏那些坚持自己信念的人，那些吓不退的反叛者。即使是纳粹党掌权后的现在，她依然不为所动。她给勒尔克写信说，她认为亨利希·曼主动辞职不对。等一等就好了，倒是要看看，鲁斯特是否真有胆量解散文学系。她宣布，一旦确切了解到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怎么被逼走的，她就立刻退出学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紧急呼吁！》正确，而是因为，身为作家的她，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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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林斯一进门就让人感觉气势汹汹。他把自己与鲁斯特部长的谈话以及后者对学院的威胁告知了参会者。席林斯希望尽可能静悄悄地解决此事，因此会议的保密性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要讨论的东西丝毫也不能泄露出去—包括他在此事中的角色。因此，在简短的介绍之后，他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宣誓保密。然后他解释说，亨利希·曼和珂勒惠支在《紧急呼吁！》上的签名不符合他们学院成员的身份，他还补充说，珂勒惠支在此期间意识到了这一点，傍晚时已经提出辞职。现在还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个决定。

勒尔克不堪其苦。他觉得现在自己应付不了被卷入其中的冲突。托马斯·曼告诉他自己已经从纪念瓦格纳的巡回演讲中回来了，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哥哥辞职的情况，于是他回了一封混乱的信。在勒尔克看来，破坏言论自由的不是部长鲁斯特，而是《紧急呼吁！》，它指责所有不听从呼吁的人内心既懦弱，又野蛮。在他眼里，这就是恐怖。

席林斯发了电报，召集所有能联系上的学院成员参加特别会议—只有一个人例外。柏林的气动邮递网络非常发达，几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到城内的每个人。会议将在当晚8点开始。不可思议的紧迫时限就足以表明，要讨论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因此，50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即文学系成员伊娜·赛德尔），冒着冬夜的风雨赶到巴黎广场，穿过学院装饰有立柱的侧门，聚集在大会议室里。

此外，其他系部成员表达怀疑的信件也大多送到了勒尔克这里。德布林申请召开的作家会议意义何在？计划抗议鲁斯特吗？这样的抗议难道不会让文学系或学院再次陷入被解散的危险吗？这将毫无意义。毕竟，亨利希·曼公开辞职，就是为了避免受到解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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