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当道
傍晚，人们开始在巴黎广场和威廉大街两侧聚集，新政府已宣布举行大型火炬游行。流动小贩们冒出来，卖热香肠和暖身的饮料。晚上八点半开始，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队钢盔团列成长长的纵队，从西边穿过蒂尔加滕区向勃兰登堡门行进，共计约25000人。在笔直穿过公园的夏洛滕堡大道时，队伍左右两缘穿制服的人举起火把，仿佛夜幕中两条窄窄的光带。鼓声隆隆，煤油味在空气中弥漫。旗手和乐队在纵队间行进，演奏着德国或普鲁士的歌曲。但当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一踏上法国大使馆所在的巴黎广场，音乐戛然而止，随后擂鼓震天，乐队奏响了一首古老军歌的旋律，中心句是：“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内阁似乎四平八稳：弗朗茨·冯·巴本成为副总理和普鲁士的临时元首—“普鲁士政变”之后，国家政府也要为其负责。他获得了兴登堡的信任。为防止阴谋，希特勒不能在巴本缺席的情况下与兴登堡商讨政务。更何况，作为总统，兴登堡可以随时让新总理下台，毕竟希特勒只负责领导政府的一小部分。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等重要职能部门交给了无党派的专家，胡根贝格得到的超级大部门覆盖了经济、农业和食品领域；泽尔特成为劳工部部长。相反，纳粹党成员中，只有威廉·弗利克谋得到内政部的职位，戈林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长之位，另外他们接管普鲁士的内政部。巴本的计划看来已经取得成效，希特勒被可靠的右翼势力“包围”，政治上由此受到牵制。有批评家谴责巴本把国家交给了独裁者，对此他回答说：“您想怎样？我们两个月内就把希特勒逼入角落，吓得他吱吱叫。”
他们早早收工去剧院，看了《赞美大地》，这是奥地利人里夏德·比林格创作的喜剧。他最近大获成功，去年还与埃尔泽·拉斯克-许勒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克劳斯·曼对这部剧很好奇，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这部剧，对他这样的大都市人而言，里面的自然神秘主义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演员们讲不好奥地利的方言。
在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分店，格奥尔格·凯泽约了他的编辑和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共进午餐。五十多岁的凯泽已经成为表现主义的活经典。他以疯狂的速度撰写剧本，搬上舞台的不是人物，而是勉强伪装成人物的论题。他的剧本过分追求实验性，是用来思考，而不是用来看的。但观众们喜欢，凯泽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去剧院看他的剧的人，都知道应该作何期待：排列紧凑的一幕幕场景，简练、狂热的说教语言，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里种种孤独的形象。
午夜时分，艾伯迈尔送他到车站，二人在卧铺车厢前告别。艾伯迈尔说好两周后去慕尼黑找克劳斯·曼，把《夜航》继续做下去。这是那种虽然有约，双方却都不相信能够守约的拜访。克劳斯·曼在车厢内落座，向站台上的朋友挥了挥手。然后，火车消失在夜里。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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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滕知道，他暂时不能离开德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护照，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然后他从银行取出旅费，那是外汇法允许他带出国的上限。再回到家时，他碰见了给家人治疗的医生，医生严肃地警告他：至少八天内，他的妻子无法旅行。逃亡必须再往后推。
他的母亲、妹妹吉娜和妻子托尼都因流感卧床，自己也刚刚才康复。1918-1920年那场让全世界数千万人丧生的西班牙流感才过去13年，任何人都不会掉以轻心。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新增的感染人数，仅在柏林，今天就新增373人。法兰克福那种城市，已有2000多人患病。但学校只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完全关闭，因为许多学生的居住条件十分寒酸，一旦停课，哪怕天寒地冻，白天也不得不在街头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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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赫尔曼·凯斯滕毫不怀疑《柏林午报》的头条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与兰兹霍夫约好，午餐后他来接兰兹霍夫和凯泽。当他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两人正在点咖啡。他坐到桌前，也点了一杯，却没有心情喝。突然他跳起来，跑回了家。
快中午的时候，埃里希·艾伯迈尔在莱比锡收到克劳斯·曼的电报：“今天14点14分到，克劳斯问候。”下午2点左右，艾伯迈尔开车到车站。这是个灰暗、阴沉的冬日。艾伯迈尔一走进巨大的休息大厅，卖报小贩的声音就扑面而来：“阿道夫·希特勒，帝国总理。”他买了一份《柏林午报》。在站台接到客人时，他仍脸色苍白。
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用双筒望远镜从酒店的一个窗口观察着总理府入口。戈林率先走出大楼，向围立在四周的人们喊出了消息。然后，他和弗利克、希特勒登上奔驰车，以步行的速度穿过紧紧挤在车旁的人群，驶向凯撒霍夫酒店。人们举起伸直的右臂，疯狂叫喊着，祝贺新任命的总理。短短的路，车走了几分钟。希特勒一下车，亲信们就围上前来，陪同他进了酒店。戈培尔、海斯、罗姆激动地与他握手，许多人热泪盈眶。伟大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们的领袖成了总理。街上人声鼎沸，欢呼声钻入凯撒霍夫酒店的窗户。围在希特勒身边的人却激动得失了声。
下午，希特勒站在总理办公桌后拍摄了就职的官方照片。照片上，他越过镜头侧看向空处，两手插在双排扣外套的口袋里。一个古怪而倔强的姿态—当然是为显示决心，但看起来更像是在手里藏了什么。他没有多少活动空间：面前是几乎空无一物的总理办公桌，左边是套着天鹅绒的总理椅，后面是半人高的文件柜，右边是一张边桌。虽然场景庄重死板，摄影师还是在希特勒背后的文件柜上放了一篮铃兰花，让画面多了些明亮和友好的气息。
希特勒高价租下了酒店的一整层楼，供自己和自己的人使用，但这笔费用纳粹党早就支付不起了。近来频繁的选举活动迅速掏空财库，堆起危险的债务。如果无法成功接管政府，破产就迫在眉睫了。凯撒霍夫酒店不仅是市内最优雅的酒店，而且位于政府区中心，几乎有种半官方的味道。这些年，希特勒只要来柏林就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酒店所有者是一位坚定的右翼分子。酒店大楼上升起的是黑、白、红的德意志帝国国旗，而不是黑、红、金的魏玛共和国国旗。如果希特勒现在因为财政状况紧张而选择另一处较便宜的住所，就显得是在承认其政党出了问题，这无疑是一种示弱。
在随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因为新选举又吵了起来。可胡根贝格的抵抗现在已无济于事，他别无选择，只能把决定权交给兴登堡。身为总统的兴登堡可以下令同意或拒绝解散议会。
纳粹党的其他大人物等在凯撒霍夫酒店，一会儿沉浸在成功前的喜悦，一会儿又陷入最后的怀疑。他们在酒店和总理府之间的街道上集合了一些步兵。
他快步走向凯泽的桌子，急忙把报纸递给他。但凯泽对当天的政治争端压根没兴趣，这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他没法当真。粗制滥造的政治剧是他会屏蔽掉的讨厌的现实事物。他耸了耸肩说：“一个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说着从兰兹霍夫手里拿过报纸，扔到桌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些。
克劳斯·曼刚开始还在微笑，可一看到艾伯迈尔递给他的报纸的头条，立刻大惊失色。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他盯着报纸，没敢再看下去：“太可怕了……”开始他走得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可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儿。下一个念头是他的父亲：“这对魔术师来说也太可怕……”
然而，当兰兹霍夫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出版社的财务困境一下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报童挥舞着《柏林午报》，头版上常见的巨型字母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兰兹霍夫如同受到当头一棒，在震惊中买了份报纸。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反希特勒立场向来坚定不移。如今纳粹掌权，他们摇摇欲坠的公司还能有什么生存机会？兰兹霍夫把他大量的积蓄都投进了这家出版社—难道才刚刚30岁出头的他，不仅会很快失业，人生也就这么毁了？
他和艾伯迈尔去了一家餐馆吃东西，试图平静下来。他们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就打算饭后去艾伯迈尔家探讨《夜航》那个编剧项目。他们决定今天构思出第三幕的雏形，但因心思不在工作上，没有任何进展。两人突然对这项工作有种渺茫的感觉。显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内没有一家剧院会对一部由法国小说改编的剧本感兴趣，何况编剧是同性恋、纳粹反对者克劳斯·曼和他同为同性恋的朋友艾伯迈尔。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你只要不提我的名字就行……”曼建议道。“胡扯！我们把这部剧先搁置一年。”艾伯迈尔安慰他。
凯泽事业顺利。几天后，他的冬日童话、由库尔特·魏尔谱曲的《银湖》将在莱比锡、马格德堡和爱尔福特三地的城市剧院同步首演。与他相反，兰兹霍夫正被严重的财务问题困扰着。他与搭档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其出版社的冠名者）必须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债权人会议做好准备。印刷、装订和纸张方面欠了一大笔债，气氛很糟糕，破产已经躲不过去了。凯泽虽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可以屏蔽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物，完全沉浸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但出版社和年轻的兰兹霍夫还是让他担心。他希望最好能拦下兰兹霍夫，别让他参加债权人会议。这让他想起1921年自己被诉讼的往事：当时，为了能心无杂念地写剧本，凯泽租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并一件件地卖掉家具，靠着这笔钱过活。竟有人因为这种“稀疏平常”的失误起诉他。起诉一位诗人，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他要求全国下半旗，并把英年早逝的同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格奥尔格·毕希纳当作他的辩护人。法官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凯泽最终以侵吞财产罪被判处一年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