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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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火炬游行，1933年1月30日晚
此时，希特勒带着他未来的部长戈林和威廉·弗利克乘奔驰敞篷车从凯撒霍夫酒店驶向约100米外的总理府厢房。天寒地冻，他们穿着厚厚的黑大衣，帽子低低地压在脸上，看起来有点像上路敲诈、索要保护费的黑帮。到了巴本家，希特勒再次证明了他是个反应迅速的即兴演员。他马上走向杜斯特伯格，抓住对方的手，眼含泪水、声音颤抖地解释：“很抱歉，我的媒体让您遭到了人身侮辱。我向您保证，我对此并不知情。”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表演。但在戈培尔眼中，这还不够宏大，不够成功。尤其令他失望的是，电影镜头寥寥无几，对比度低，又常常晃动不清，对于每周的影像新闻来说，视觉冲击力太小了。他想为观众呈现一支真正的凯旋之师，仿佛它会碾碎挡在路上的一切。因此，为了更好的摄像效果，他决定夏天再导演一场更震撼人心的火炬游行：更多的人，更多的火炬，更紧凑的队伍，更好的摄像机机位。第二次的游行以超宽行列行进，几乎人人都举着火把，而不只在两缘。于是，队伍如同熊熊燃烧的洪流，从勃兰登堡门穿涌而过。细看影像就会发现，在这次追加的拍摄中，街边并没有人头攒动。但戈培尔无所谓，经过精巧剪辑，没有谁会注意到。
最近几天，政府宣誓就职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德国国家人民党武装组织钢盔团的领袖弗朗茨·泽尔特本应接管劳工部，但却没有被告知任命日期。兴登堡的总统府秘书长奥托·迈斯纳打电话问他在哪儿时，他还没起床，显然赶不上宣誓仪式了，于是换成他的副手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替他出席。这又很棘手，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当杜斯特伯格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纳粹报纸曾因为他的犹太祖父而称他“种族低劣”，并极其野蛮地连续侮辱了他几个星期。杜斯特伯格随即质问，政府是否有必要如此仓促地强行上台，难道就不能推迟？巴本担心辛苦安排的联盟和他的副总理职位有变，利用流传的政变谣言来应对，声称施莱歇尔和哈默施泰因随时会推行军事独裁：“如果11点之前不成立政府，国防军就会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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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巴黎广场，马克斯·利伯曼的别墅就紧挨着勃兰登堡门。他现在85岁了，与兴登堡同岁。几年前他给这位帝国总统画过像，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一件国事。一些右翼民族主义报纸批评说，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利伯曼受托为德国的国家元首画像？利伯曼当时泰然处之，毕竟，他不仅是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还是具有国际地位的印象派画家，而且在本国的知识分子圈和艺术界人脉极佳，更何况他还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不想被几个右翼的叫嚣者打破平静，反正他们也动摇不了他的名气。他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自从父母去世后，就再没去过犹太教堂。他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是柏林人，对于犹太民族同化的成功深信不疑。
最后一刻，原定劳工部部长弗朗茨·泽尔特终究还是出现了。杜斯特伯格手中写有自己名字的任命书被拿走、撕毁。一行人上楼来到接待大厅，兴登堡入内，向每个内阁成员宣读誓词，并要求他们重复。希特勒是第一个：“我将为德国人民的福祉效力，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公正、公平地服务每一个人。”随后，希特勒发表了一小段计划外的演讲，他强调说，希望在紧急法令期后恢复正常的议会民主。他把第一次内阁会议安排在下午。12点左右，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如今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急剧改变了。利伯曼是一个保守派，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他坚信旧式普鲁士的宽容和魏玛共和国的自由靠得住。但近年来，他不得不注意到，即使在所谓较好的、有教养的社会圈子里，也蔓延着越来越有攻击性的反犹主义。
这几句话挫败了胡根贝格的抵抗。他无法做到对兴登堡这样的权威人物表现出不敬。对于他，对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所有人而言，总统就是世界大战的英雄。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打乱总统的时间计划表。最终他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理性的所有规则，同意了希特勒的条件，集会者终于可以宣誓了。
去年夏天，他辞掉了任了12年之久的学院院长之职。为感谢他的工作，学术委员会授予他名誉院长的称号。可接任他的是马克斯·冯·席林斯，这位不再作曲的作曲家公开承认自己对国家和犹太人的敌意，轻蔑地称魏玛共和国为“闪米特之地”。希特勒的胜利让利伯曼明白，自己的民族同化之梦破灭了。与妻子一起看着穿制服的人们行军而过时，他说：“我想吐的太多，根本吞不下。”
上午，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新执政联盟成员陆续来到选定的副总理巴本家中。巴本仍住在帝国总理府的裙楼里。虽然他两个月前不得不辞去总理之职，但至今仍未给他的继任者施莱歇尔腾出总理公寓—他罔顾共和国的规则，试图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权力，哪怕被人耻笑。
《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总是那么不知疲倦。希特勒宣誓就职总理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编辑部工作。下午晚些时候，他动身去了哈勒门附近的一家酒吧，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类似于作者的工会。素来暴烈的埃里希·米萨姆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要求坚决抵制纳粹。然而大多数作者对米萨姆的愤慨不屑一顾，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然后奥西茨基站起身，酒馆安静下来，他轻声说道：“一切都将比诸位所想的更漫长。也许是几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定决心，绝不向现在的掌权者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
昨天晚上，希特勒还是听到了国防军可能对兴登堡发动政变的风声。哈默施泰因和施莱歇尔应该就是幕后推手。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反制，让柏林的冲锋队和党卫队进入战备状态，并暴跳如雷地命令一位效忠于他的警官调动几个警察营，准备占领政府区。希特勒对警察营没有正式指挥权，但这无足轻重。因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暴怒中指的是哪些营，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希特勒在戈培尔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公寓里一直待到凌晨5点，与亲信们讨论如何应对敌人为阻止他上任而可能做出的反抗。后来，为了补觉，他让人把自己送到他在凯撒霍夫酒店的套房。
会议结束后，奥西茨基乘地铁前往蒙比修广场，参加人权联盟的集会。地铁驶入凯撒霍夫站时，他下了车，想亲眼看看纳粹的喧嚣。他爬上楼梯，看见望不到尽头的冲锋队行列一排排走过，火把跳动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奥西茨基看了一会儿表演，紧闭双唇，转身走下楼梯。他乘坐了下一班地铁，以便能及时赶到联盟会议现场。联盟要为下周五在贝多芬大厅举行的示威做准备，届时奥西茨基将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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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在总统府秘书长迈斯纳的办公室里，希特勒和巴本才最后摊牌。胡根贝格大怒，他感觉自己被耍了，更是拼命拒绝。在他看来没必要重新选举，他不准备接受这个条件。为此巴本和希特勒把胡根贝格带到窗边的小房间里，激烈地争论起来。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希特勒再次慷慨陈词，郑重承诺说，无论议会的力量对比如何，选举后执政联盟和内阁构成都不会改变。巴本几乎视之为终极论据：“您可不能怀疑一个德国人的严肃誓言啊。”可胡根贝格顽固不化，其实他更想在最后一刻推翻这个好不容易才谈拢的联盟。这时，迈斯纳走进房间，手持怀表，警告说不要让总统久等，已经11点15分了。
游行纵队从巴黎广场右转进入威廉大街。火把向路边的建筑和人投下不安的光。兴登堡在老总理府一扇亮着灯的窗后检阅游行队伍，不时用他拄着的手杖随行军音乐的节奏敲打地面。再往前一栋楼，希特勒站在新官邸一扇敞开的窗后。他被斜对面的聚光灯照亮，在鲁道夫·赫斯与他的部长戈林和弗利克的簇拥下，反复高举右臂向人群致意。人们甚至走出纵队，搭起一架梯子，向窗内的希特勒递去玫瑰。后来，由于寒冷，他不得不套上褐色的冲锋队夹克。但几小时的游行让他激动不已，对于组织这一切的戈培尔，他兴奋地问道：“这么短的时间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火把？”
然而，联合谈判期间，巴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并未澄清。希特勒坚持要求兴登堡在自己上任后立即解散议会，并宣布重新选举。希特勒声称，人民应“民主地”认可新内阁。他没有明说，但已预见到纳粹党毫无悬念的胜利，因为他打算以政府首脑的身份从国库中支取他的竞选宣传费。可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恰恰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在上一次选举中，德国国家人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以2.5个百分点险胜；如今面对希特勒和他扩增了四倍的纳粹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自己的党派会失利。
戈培尔操办一切。他安排了火炬游行的转播，要求国内所有电台进行播送，有些台长并不情愿，但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抗拒成功。他和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些也必须被发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离开那些冒着严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兴登堡万岁的人们。
仪式地点离巴本的住处没有多远。10点45分左右，一众先生出发了。因为摄影记者们正在大楼正面挨冻苦等，巴本就带他们走了后门，穿过寒冬中的部长花园，到达总理府。那里有兴登堡的临时办公室，因为总统府从夏天开始就在翻修。某种程度上，这一小段路是在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注视之下走完的，学院坐落在巴黎广场以北约100米，如果愿意，学院成员可以从大楼后窗看到黑衣政客们庄重地踏雪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