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当道
他驶向自己在莫茨街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新公寓—一个转租来的房间。通常基希会住得更好一些，他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本身也是个成功的作家，这一点他不否认。他献身无产者的事业，但并未像无产者那样生活。又何苦呢？他把藏书放在柏林，四十箱，共四千册，光是这些就算得上一小笔财富了。为保险起见，他正在考虑把这些书送去布拉格他母亲那里。如果这些书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中散佚，就太可惜了。也许这会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的第二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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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布隆贝格的任命冠冕堂皇，不至于过分破坏国防军的等级结构，兴登堡还一口气把他越级提为步兵将军。然而仪式结束后，奥斯卡·冯·兴登堡严词建议布隆贝格，暂时不要去本特勒大街他现在主管的国防部。哈默施泰因正等在那里，很可能他一进门就会被捕。
人行道和威廉广场挤满看热闹的人。凯斯勒和他的朋友们本来想去波茨坦广场的菲尔斯滕贝格酒馆喝杯啤酒，却在人群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茨坦广场上，部队首长仍然让手下人以军事队形行进。可谁都不知道到底该去哪儿，因此队伍始终在来回转。凯斯勒不想看这个，和同伴们一起消失在菲尔斯滕贝格酒馆。这里也是一派狂欢的气氛，但正合适。
因此，布隆贝格早上刚一到达，就在站台上受到了两位先生的迎接：哈默施泰因的副官拦住他，要安排他去国防部；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则奉命直接把他带去父亲那里。面对军方上司和国家元首的命令，布隆贝格决定听从兴登堡的指示。9点左右，总统让他宣誓就职，担任一个尚不存在的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共和国宪法就这样被他弃之不顾，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只有经总理推荐才可以任命部长。虽然希特勒同意布隆贝格任职，但他此时还不是总理。然而，这些法律上的细节现在没人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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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权力的幕后，一场无法遏止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统帅部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特勒出任总理。他在上周与兴登堡谈话时得到保证，那位“奥地利下士”没有机会被任命该职。可仅仅两天后，哈默施泰因就不得不看清形势，巴本已经说服了总统，希特勒的确会随时上台。迫不得已，他向已经辞职、只是临时代理总理及国防部部长事务的施莱歇尔提议政变：波茨坦驻军应进入战备，逮捕希特勒，宣布戒严，剥夺显然已失智的兴登堡的权力。可施莱歇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哈默施泰因只能尝试挽救还能挽救的东西：他与希特勒会面，坚持要求施莱歇尔在新内阁中留任国防部部长，以便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手中。也许是为了安抚哈默施泰因，希特勒承诺让步，尽管他和兴登堡早已达成共识，用布隆贝格取代施莱歇尔。
一直在追他的法伊斯特像平时一样抱怨着分离，他有点烦。火车开了，克劳斯·曼很高兴终于能在车厢里清静地坐下来。可后来—倒霉透顶—他开始犯恶心。
哈里·凯斯勒伯爵晚上去了凯撒霍夫酒店，不是为庆祝新总理上任，而是参加一场很早就定下的晚宴。随后他还听了一场讲座，发言人是里夏德·尼古劳斯·格拉夫·库登霍夫-卡莱基，一位奥地利作家，母亲是日本人。只要他出场，就会宣传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统一的联盟欧洲。
昨天曼又赏了自己一针，和法伊斯特一起，还有一位懒得动笔的诗人朋友沃尔夫冈·黑尔默特。相比于法伊斯特，曼更喜欢他。今天早上他不大舒服，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收拾好行李箱。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心情也很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继续留在这儿，而是想去莱比锡找埃里希·艾伯迈尔。艾伯迈尔是一位作家，两人正一起改编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夜航》。这次编剧或许不会让他拿到文学奖，但可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如今在德国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凯斯勒了解这类泛欧提议，他觉得它们虽然有吸引力，但终究还是缺乏说服力。库登霍夫-卡莱基虽然能用令人难忘的言辞滔滔不绝地描绘出统一欧洲的优势，却过于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分裂欧洲大陆的种种冲突和政治对立。对于这些冲突和对立，凯斯勒心知肚明。因为一战结束后，他也有几年献身政治的时光。他倡导的是另一种国际联盟的理想，其中的代表并非国家，而是跨国机构，即贸易协会、宗教团体、工人组织或学会。这是为了抵制国家利己主义，最重要的是，让跨国力量掌握更多权力。但该计划的阻力太大，它始终只是个乌托邦。凯斯勒最终对此死了心。
10点左右，克劳斯·曼被汉斯·法伊斯特叫醒，带到安哈尔特火车站。法伊斯特比克劳斯·曼大了快20岁，也不是克劳斯·曼最喜欢的情人，但他有钱，总是很慷慨，在主职翻译之外还是个医生，搞吗啡也容易多了。
刚过10点，埃里希·凯斯特纳和赫尔曼·凯斯滕在离陶恩齐恩大街不远的施万内克酒馆见了面。这里位于城西，很安静，街上只有零星几个从火炬游行回家的人。这家酒馆其实叫斯蒂芬妮，但大多数客人都用它的主人—演员维克多·施万内克的名字来称呼它。地方不大，才20张桌子，有几张在窗台边。施万内克在戏剧界和作家中无人不知，因此他的酒馆很快成为城中最重要的艺术家聚会场所之一。剧作家如布莱希特、楚克迈耶、厄登·冯·霍瓦特，评论家如阿尔弗雷德·克尔，出版商如恩斯特·罗沃尔特，演员如弗里茨·科特讷、维尔纳·克劳斯、伊丽莎白·伯格纳和克特·多施，都会来这里坐一坐，尽管未必在同一张桌子上—太强的意识形态或个人的敏感让他们很难坐到一起，但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
在偌大的安哈尔特火车站，人们很容易擦肩错过。基希到达的那个早上，维尔纳·冯·布隆贝格中将走下一列从日内瓦开来的夜班车。在日内瓦，他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一次国际裁军会议。会上，德国荒谬地要求扩大被《凡尔赛条约》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国防军规模。但让他吃惊的是，兴登堡昨天突然发电报到日内瓦，让他立即赶回柏林。
“我们必须离开德国，”凯斯滕坐到朋友凯斯特纳身边，“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再创作，什么都印不出来。希特勒搞独裁，让人头落地，大搞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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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凯斯特纳说，“你必须走，我必须留。”凯斯滕是犹太人，他不是。他解释说，他想写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
毅力不是他最大的美德。凯斯勒不需要。他的家庭极其富有，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在法国长大，然后在阿斯科特和汉堡上学。这种背景对他来说既是诅咒，也是福气。不论是接受法学教育，还是实现外交或政治上的抱负，他都半途而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收藏艺术品、做赞助人和环球旅行。很少有重要的欧洲艺术家或作家与他没有私交，据说他的笔记本中记有上万个名字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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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无拘无束，异常聪明，对艺术风格有异于常人的感受力。但他也因自己的不羁而痛苦。他缺乏一种能赋予生活以方向的基础或意义。由于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也从未找到长久的生活伴侣。他缺少典型的花花公子形象所需的玩世不恭。
安哈尔特火车站
库登霍夫-卡莱基的演讲结束后，凯斯勒离开了凯撒霍夫酒店。很快，他感觉自己闯入了一场军事狂欢。还在酒店走廊，他就遇到巡逻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穿着制服的党卫队在大厅和正门前夹道而立。走上大街，他看到冲锋队纵队从威廉广场走过酒店。在凯撒霍夫酒店入口上方的阳台上，站着罗姆与柏林冲锋队队长赫尔多夫以及其他几个纳粹党第二等级的人物。他们挡不住诱惑，效仿着他们的伟大领袖，也在检阅游行。和希特勒一样，他们站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注视着走过的行军队伍，不停向人群伸出右臂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