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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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掌权者对警方不依不饶，他们要看到结果，但卡里乌斯似乎就地消失了。他有个女朋友，一位红金发的丰腴美女，在选帝侯大街的舞伎夜总会或鹦鹉酒吧做陪酒女郎。她真名叫埃米·韦斯特法尔，但自称奈莉·克勒格尔，35岁的她已不再是这个行当里最年轻的人。她爱喝酒，也能喝，酒精还没有把她泡肿，依然魅力十足。1929年6月，奈莉在“舞伎”遇到一位快60岁的稳重绅士。他留着灰白的唇髭，下巴上的胡须细长，看起来像个西班牙的大人物。他是作家亨利希·曼，当时正和特露德·黑斯特贝格闹分手，或者说，她离开了他。他有点孤独，像他的小说主人公垃圾教授一样，喜欢在夜总会消磨时间。奈莉，渔夫和女仆的女儿，与显贵之子亨利希·曼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于艺术和文学她说不出什么。但他不介意，他喜欢听她无拘无束地胡扯，尽管有人会说那是喋喋不休。二人都来自吕贝克地区，这是搭在他们之间的第一座桥梁。另外，曼会讲故事，在奈莉听来，那就像画报社会版面上的事儿：他不仅会讲到放肆的特露德·黑斯特贝格，还讲到了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乌法电影公司片场，那里正在筹备《蓝天使》的拍摄。1929年秋，亨利希·曼的弟弟托马斯·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报纸上满是他和他家人的照片。
可谨小慎微并非罗特的天性，在道德问题上他宁愿杀伐决断。或许也由于潜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对于纳粹的事，罗特不愿遮遮掩掩，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作战，即便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在一封从巴黎寄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他写道：“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我们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不止于此，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我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罗斯的抗争，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
难怪奈莉觉得自己抽中了大奖：她，一个酒吧女，和亨利希·曼，国内最著名的作家。春天，他邀请她去尼斯，两人在尼斯酒店——城中心一家古老的豪华酒店里住了几个星期。
四个月前，也就是1932年9月底，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出版了。这部杰作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讲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特罗塔家族在奥匈帝国统治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手下崛起，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跟随他一起灭亡。这是罗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本应删改某些政治言论，不激怒任何人，以免危及小说在德国的销售。
基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下了车。此前他几乎没和纳粹打过交道。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知道世界史将转向何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法西斯或纳粹主义只是暂时阶段。现在，他想更仔细地观察，想亲眼看见德国共产党获得胜利。
夏洛滕堡的第33冲锋队可谓臭名昭著，整个柏林都达成了共识：它所到之处，必将一片血腥。这支队伍的头领是弗里茨·哈恩和汉斯·迈科夫斯基，两人都只有20多岁，却已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街头恐怖行家了。第33冲锋队最爱干的事，就是在周日与其他冲锋队一起开去选帝侯大街骚扰行人。部分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会走在大街正中央，高喊口号，挥舞纳粹旗帜。那些特别强壮的队员则身着便衣在左右两侧的人行道上进行护卫，推搡或殴打每一个他们眼中的犹太人，或是那些对游行和旗帜没有表现出应有热情的人。
这也改变了身为作家的他。最初他深信独立记者的理想：“记者没有倾向，也没有立场，不为任何事物辩护。他必须是无偏见的证人，必须提供无偏见的证词。”但入党后，他逐渐变为积极分子，希望用自己的文章为他认为正确的政治目标服务。他的报道一如既往的精彩、生动，但其宣传色彩却鲜明得令人难以忽视。
然而，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两人都曾在街头斗殴中枪杀过共产党员，从那时起，他们的部队就被称为“杀人冲锋队”。杀人后，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各自在国外躲了几个月，但后来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返回了柏林。警方并没有严查冲锋队的袭击。去年，迈科夫斯基在审讯中不得不承认杀害了一名共产党员，随后被捕入狱，然而几周后他就因兴登堡颁布的圣诞大赦令重获自由，仿佛杀人只是不值一提的小过错。
一战中，他在前线作战时负了重伤，做了一名新闻官。这场多民族间的杀戮增强了他的政治责任感。他成为一个非法的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罢工与和平示威，并加入了共产党。
但奈莉并没有因此与年轻的卡里乌斯分手。亨利希·曼和鲁迪知道彼此，并且两人出乎意料地合得来。有时他们会在奈莉位于康德大街上的小公寓里见面，聊聊政治。曼愿意借此机会了解一些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境况，这是他平时接触不到的。虽然亨利希·曼能想到，他给奈莉的钱有些会落到鲁迪·卡里乌斯手里，但还是对她出手阔绰。汉斯·迈科夫斯基死后，卡里乌斯不得不从警察的视野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但至少金钱方面他无需太过担忧。
约瑟夫·罗特不想再等白天的消息了。天一亮他就前往火车站，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对他来说，告别柏林很容易。他在《法兰克福日报》做了多年记者，早已习惯了奔波。这几年他一直住酒店或宾馆。他曾有些夸张地说：“我想，如果我有固定住所，可能就没法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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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星期一
火炬游行结束后，戈培尔还与希特勒谈了预定的新选举的时间，如果兴登堡同意，他们想安排在3月5日。随后，戈培尔开车去波茨坦找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一起庆祝掌权，快到3点才回家。“杀人冲锋队”的弗里茨·哈恩已经等在那里，向他汇报了迈科夫斯基的死讯，以及一位名叫约瑟夫·佐里茨的警察也被枪杀。戈培尔太累了，没法长谈，他和哈恩告了别—好在哈恩靠得住。然后他倒在了床上。
第33冲锋队当然也参加了致敬希特勒的火炬游行。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场游行。然而，在行军经过了兴登堡和形形色色的纳粹大人物之后，迈科夫斯基和他的手下还不想回家。他们正在为非作歹的兴头上，于是开向“红区”—这个夏洛滕堡的街区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据点。他们在这里高喊口号，辱骂路人，砸碎窗户，最后遇到了房屋保护队——这是人们为抵抗冲锋队的侵犯而成立的自卫组织。迈科夫斯基和因发色显眼而被称为“红公鸡”的哈恩在这里可不是无名之辈，人们认识他们，痛恨他们，有人对他们破口大骂，形势剑拔弩张。
基希是个世界名人。他说，就连中国也有人认得他—虽然当时他的书没被翻译成中国的语言。他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和里尔克、卡夫卡一样，属于那里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他喜欢把自己写成故事的中心角色，总能让读者感觉到自己正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现场与他并肩作战。他游刃有余地把自己冒险家和硬汉的形象打造成记者的典范：总在赶往某个危机中心或战场的路上，总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总在用半合法的方式追踪着某个秘密。
然后，华尔街上枪声响起，迈科夫斯基倒下了。一同倒下的还有警察局局长约瑟夫·佐里茨，当时他正监视着第33冲锋队，并准备请求增援，因为他意识到局势已经恶化。两人都躺在华尔街24号房前。有人叫了救护车，可救援来得太迟。不久后，两人都在医院身亡。
记者换岗。约瑟夫·罗特离开了这座城市，而埃贡·埃尔温·基希来了。他再一次证明，自己“狂奔记者”的外号名副其实。过去一年，他去了战乱四起的中国，见过那里最悲惨的几个地方，参观了前朝太监的“养老院”，遇到了街头那些毫无保护、连乞丐帮会也不接收的女乞丐，让人带自己去了一家收治年轻女工的结核病院—这些女工都还是半大的孩子，在毫无希望地等死。然后他前往莫斯科奋笔疾书，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秘密的中国》一书中，随即又出发赶赴德国。希特勒今天上台，他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终于，几支警队赶来，搜查了附近的房屋。警员们找到3名带枪伤的居民，共逮捕了15名被列为嫌疑人的男子。紧邻现场的华尔街24号房住着精密机械师鲁迪·卡里乌斯。他还很年轻，26岁，是共产党干部，也被调查人员登记为嫌疑人。但他们无法拘捕他，因为枪击发生后他立即躲了起来，始终不见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