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后的舞会
卡迪佳的姐姐帕梅拉比她大五岁，遗传了父母的某些气质和才能。她从小就在舞台上如鱼得水，有一副好嗓子，喜欢表演父亲的歌，也像他从前那样用鲁特琴伴奏。她拥有卡迪佳缺少的一切：勇敢、主动、坚持己见。卡迪佳曾在日记中写道：“帕梅拉个性极强，又才华横溢；在她面前，我只能谦卑地退到背景里。”
中午时分，去年12月初才成为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倒台。任期短到可笑，还不满两个月，除了新的权力阴谋，简直没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并且在严重至极的经济危机期间，白白浪费了时间。晚上传来消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授命组建新政府，接受任务的人偏偏是施莱歇尔的前任弗朗茨·冯·巴本。显然，政治家们黔驴技穷了。巴本虽然是德国中央党（又称天主教中央党）党员，但在议会中没有值得一提的权力基础。与施莱歇尔一样，他也是在各党派已经无法以多数票压倒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极端分子的情况下，才得到兴登堡恩准，通过紧急法令上任的。但是，华而不实、在政治上毫无头绪的巴本更有可能因为发动政变而被记上一笔，而不是因为有能力带领共和国回到合理稳定的民主状况。
1918年父亲去世后，帕梅拉和卡迪佳在慕尼黑结识了托马斯·曼的长女埃丽卡和长子克劳斯。他们几乎算是邻居，两家之间步行只用不到半个小时。曼氏姐弟被帕梅拉的才华迷住，很快便爱上了她，三人组成了一个让成年人有些不安的早熟的组合，总是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架势。那时卡迪佳还太小，无法加入。化妆且从不避讳自己是同性恋的克劳斯，在1924年与帕梅拉订婚，并用两周时间写出了室内剧《安雅和埃丝特》：讲述了一对沉溺于找寻爱情和生命意义的忧郁的寄宿学校学生的故事，充满了对帕梅拉和埃丽卡的同性爱情的影射。这部剧没什么价值，只有提纲，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作品。但伟大的戏剧天才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对此很感兴趣，发来一封慷慨激昂的电报，说服三人与他一起出演这部青年题材作品，并在全德巡演。
1941年11月，乌德特在他柏林的公寓中开枪自杀。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戈林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总得有人当替罪羊。自杀前，乌德特用红色粉笔在床头写下他对戈林的谴责：“铁人，你抛弃了我！”
很快，《蓝天使》的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作为著名导演的他身边自然少不了妙龄金发女明星的簇拥。玛琳·黛德丽没和他在一起，而是独自留在好莱坞。楚克迈耶曾参与《蓝天使》的编剧工作，由此认识了亨利希·曼，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垃圾教授》。他喜欢这个拘谨的老男孩，也欣赏他的书。然而，在楚克迈耶看来，曼竟试图让他当时的情人特露德·黑斯特贝格替代玛琳·黛德丽担任影片主角，实在是自取其辱。曼用他那一板一眼的字体给制片人写了一些短信，与其说是表明黑斯特贝格作为演员的水平，不如说是泄露了他对她的痴迷。
纳粹说他的死是场意外。听闻此事时，楚克迈耶正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农场流亡。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个消息让他很久都走出不来，最后他终于坐到书桌前，用不到三周的时间写出剧本《魔鬼的将军》的第一幕。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空军将军的故事，他鄙视希特勒，却出于对德国和飞行的爱为希特勒卖命。战争结束时，剧本写完了。它将是楚克迈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一位摄影师打断了楚克迈耶，请他离开包厢，与阴差阳错凑到一起的几个人合影：两位年轻的女演员，还有歌剧女明星马法尔达·萨尔瓦蒂尼，以及波恩教授—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政府顾问，身为商学院院长的他胸前带着一条挂有徽章的相当愚蠢的金色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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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纷纷猜测希特勒会被任命为总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兴登堡最终想在一个还算稳固的议会基础上重组政府，并且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社民党参与，那么他和巴本基本上就只剩纳粹党这一个伙伴了。可希特勒斩钉截铁地表过态，作为议会最大党的领导人，他不会满足于区区部长的位子。他要求获得总理职权，否则就继续留在反对派中。要么全交出来，要么没门。
爱丽丝和埃米立即警觉起来。她们了解，这些事男人们可真干得出来，尤其是在喝高了互相吹捧的时候。的确，他们马上就解开了背带的扣子。爱丽丝知道自己此刻的角色，她低声地恳求他们不要制造丑闻，男人们也就没继续脱，这才不至于丢了脸。
这些思考没有让舞会的气氛更轻松，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这时已经是周日了，乌德特邀请楚克迈耶和他的两个女伴去他的公寓继续玩。他那辆显眼的道奇跑车停在动物园大厅前，就像是他用来自我宣传的广告牌。外面天寒地冻，他看起来很清醒，但所有人都知道并非如此。因此楚克迈耶和他的妻子宁愿叫出租车。只有埃米和楚克迈耶的母亲敢上乌德特的车，后来她们兴高采烈地讲，根本就没开车，是穿街飞回来的。
有乌德特在就不会无聊，但楚克迈耶从不和他谈论战争，见面时他们只喝酒。今天也是，两人从香槟酒一直喝到白兰地。乌德特惊讶地注意到，许多舞会客人都把勋章和徽章挂在了燕尾服上：“你瞧瞧那些蠢灯架。”前几年的新闻舞会和平得多，突然之间，军旅经历就明显受到了重视。乌德特也戴了他最高级别的勋章—大蓝徽十字勋章。但大家都做的事他从来都不喜欢，于是把它塞进了口袋里。“听我说，”他向楚克迈耶提议说，“我们现在把裤子脱了吧，光着屁股去包厢护栏边上靠一会儿。”
乌德特的公寓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都来自他曾拍过电影的地方。一进走廊，就能看到墙上挂着的犀牛头和豹头标本，还有几对鹿角。公寓里还有一个射击场，已经有报纸报道过，乌德特会用枪从那些盲目信任他的朋友嘴里打掉香烟。但那是男士们的夜生活。今天，乌德特把客人们请到了他自己布置的小吧台边—他的“螺旋桨酒吧”，用飞行生活和电影界的轶事来招待女士。其间，楚克迈耶从墙上取下乌德特的吉他，唱了几首小酒曲，那是当年他作为民谣歌手在柏林的酒馆间游荡时的营生。
剩下的消遣无非就是在人群中找一找名人的脸。他一眼就看到了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威廉·富特文格勒高大的身影。还有严肃的、目光总有些忧郁的阿诺德·勋伯格，在节日的喧嚣中他给人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的印象。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和维尔纳·克劳斯显然是演出结束后直接从御林广场的剧院过来的，他们眼下正在扮演梅菲斯特和浮士德。马克斯·冯·席林斯的光头也出现了，这位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问世的作曲家最近担任了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
才21岁就成为受邀贵宾、进入文学界名流之列，这让卡迪佳·韦德金德感到自豪。但在舞厅里被人流推来推去，她并不怎么舒服。她不适应过道的拥挤，宁愿独自躲在背景里。她更喜欢远远地观察，而不是非得在其他人之间开出条路来。
大理石厅的政府包厢就在乌尔斯坦包厢旁边。楚克迈耶可以从他的座位上很轻易地看到，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侍者无所事事地靠在空空的毛绒扶手椅之间，一支支没开封的香槟酒瓶伸出了冰桶。前几年，部长或秘书长在这里搞社交，貌似不经意地把出版商和社论作者拉入谈话，从自己的角度向其解释世界。可现在，就连这种轻轻松松的政务显然也没人想管了。
她的家人中可没有谁这么腼腆。母亲蒂莉和父亲弗兰克曾是德国戏剧界的大佬，总是很善于制造点儿轰动。弗兰克1918年就去世了，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挑衅者，一个狂徒，喜欢在剧中斥骂顺民畏首畏尾的体面。没有他带不上台的禁忌话题：卖淫、堕胎、手淫、虐待狂、同性恋。他有一种从不失手的天赋，随时随地都能挑起丑闻，突然发起脾气来，连朋友们也不能幸免。蒂莉多年来一直都是备受追捧的女演员，主要出演她丈夫的戏剧，露露这个角色曾让她红极一时，那是个不受约束的放荡女孩，为了取乐虐待男人，而她自己也同样被男人虐待。蒂莉和弗兰克本可共同享受一种令人惊赞，也令人敬畏的戏剧界伉俪的生活，可弗兰克时时爆发的疯狂与嫉妒把妻子—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地狱。他两次把蒂莉逼到自杀。现在她已经守了15年寡。
去年夏天，巴本就已经取缔了普鲁士政府—同样在紧急法令的庇护之下。从那时起，这个帝国中最大的地区就由隶属帝国政府的临时内阁管理。这已然是一种政变，即所谓的普鲁士政变，它破坏了国家联邦制的基础，其结果便是如今施莱歇尔下台后，普鲁士失去了领导地位。
楚克迈耶的母亲对乌德特特别着迷，爱丽丝也很早就认识他，了解他那种铤而走险的魅力。这位作秀的天才有真材实料，不靠战时荣誉也能倾倒众生。如今他在全欧洲和美国表演特技：关上螺旋桨俯冲、盘旋、翻跟头、贴着草地飞，用机翼拾起地上的手帕。他始终是个快乐的亡命徒。乌发电影公司发现了他，让他与莱尼·里芬斯塔尔合拍了几部惊险片，为此他经常表演驾驶飞机在高山冰川上降落或穿过机库，把围观的人们吓得扑倒在地。柏林的八卦小报喜欢乌德特，喜欢他和埃米·贝赛尔等女演员的绯闻，喜欢他那辆全市闻名的美国道奇跑车，也喜欢他与里芬斯塔尔、莉莲·哈维、海因茨·鲁曼等影星家喻户晓的友谊。
这是个愉悦的凌晨，但大家并非无忧无虑，说到底，这是场告别。此夜过后，楚克迈耶和乌德特就只再见过一次面。1936年，楚克迈耶怀着相当大的勇气和鲁莽，离开了萨尔茨堡近郊的家，去往柏林。纳粹忘不了他在《欢乐的葡萄园》和《科佩尼克上尉》中对军方令人捧腹的讽刺，他的戏剧和书也早已被禁。可楚克迈耶没被吓住，还是出发了，去见他的演员朋友们：维尔纳·克劳斯、克特·多施和恩斯特·乌德特。乌德特总说自己不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可柏林新闻舞会之夜的三个月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在老司令戈林手下的航空部里混得风生水起。
从左至右：恩斯特·乌德特，埃米·贝赛尔和卡尔·楚克迈耶在柏林新闻舞会，1933年
最后那次悲伤的会面，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两人又一次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乌德特恳请朋友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永远别回来。”楚克迈耶问他为何留下，乌德特回答说，飞行是他的全部，还谈到作为飞行员为纳粹工作的无限可能：“我离不开。但有一天，魔鬼会把我们全都带走。”
回到乌尔斯坦的包厢，楚克迈耶碰上了敦实、活泼的恩斯特·乌德特和他的女伴埃米·贝赛尔。乌德特和楚克迈耶都很兴奋。两人相识于战时，楚克迈耶当时经常作为观察员被部署在前线，或者被安排在炮火中修理断掉的电话线。他已经算是个大胆的人了，但和乌德特依然没法比。乌德特是轰炸机飞行员，有着斗牛士的风度，优雅、高傲、肆无忌惮—流氓和枪手的混合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二十二岁的乌德特已经是飞行中队队长了，将军们在他胸前挂满了勋章，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头满身鲜花的献祭动物。他曾在空战中一对一地击落对手。这位驰骋在比武场上的现代骑士对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上瘾。战争结束时，他已经从天上打下来62架飞机。这个高危的行当里，只有一位德国飞行员比他更成功—他的指挥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那位“红男爵”。然而，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前，里希特霍芬被防空炮击中身亡。后来一位名叫赫尔曼·戈林的司令取代了他。戈林虽然不是有如此天赋的飞行员，却对处理正确的政治关系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