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后的舞会
1月28日，星期六
几周后，雷马克在马焦雷湖畔的住址在流亡者间像内幕消息一样传散开来。雷马克的慷慨尽人皆知。他为出逃者提供了住所，塞给他们钱，为他们提供去意大利或法国的机票。恩斯特·托勒找过他，犹太记者费利克斯·曼努埃尔·门德尔松也是他的客人，并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但4月中旬，门德尔松被发现死在雷马克家附近的一条沟里，死于颅骨骨折。是跌死？还是被打死？瑞士报纸说是一起事故。托马斯·曼读过报纸后确信：这是纳粹一次失败的暗杀，刺客在黑暗中“可能把年轻的门德尔松当成了雷马克”。
七年后的今天，柏林剧院的剧目表上同时有楚克迈耶的三部剧：自由人民剧院正在上演《流寇雄风》，腓特烈斯海恩的玫瑰剧院正在上演他轰动一时的《科佩尼克上尉》，席勒剧院上演的则是《卡特琳娜·科尼》。此外，他正在为托比斯公司制作一部童话电影，《柏林画报》也很快就会预印他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即将出版。他前途辉煌，没有多少作家能像他一样，三十几岁就有如此大的成就。
的确，成千上万人与楚克迈耶有着相同的感受，不仅有当年前线的战士，还有那些从未当过兵但想要了解老兵们经历的人。几周后，小说印数已达50万册，同年被翻译成26种语言。这是世界性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对于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来说。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谎言诋毁小说及其作者。那些顽固重复、试图给公众洗脑的谎言声称：雷马克的书侮辱了逝者，嘲讽他们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把所有军人的高贵都拖入污淖；雷马克是个骗子，他没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甚至不了解战争，因为他只在前线待了七个星期就重伤入院了；雷马克本名用字母K(Remark)，而笔名的que(Remarque)却偏偏取自死敌法国的语言，因此他们说他是人民的叛徒，并且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书写那些为德国的荣誉献出年轻生命的人的英雄事迹。
贫穷和冒险的日子随着《欢乐的葡萄园》的上演成为历史。在完成四部极其悲怆、一败涂地的戏剧后，楚克迈耶开始涉足喜剧，第一部是德语神经喜剧，主角是他的故乡莱茵黑森一个葡萄种植园园主恨嫁的女儿。对葡萄种植和卖酒之类的行当，楚克迈耶无所不知。整个故事在他手里变成了一出民间戏剧，每种语调都对味，每个包袱都在点上。柏林的剧院起初看不上这种乡村滑稽剧。1925年圣诞前夕，楚克迈耶冒着风险在造船工人大街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看似轻飘飘的闹剧出人意料地锋芒毕露：绝大多数观众捧腹大笑，一小部分人因楚克迈耶讽刺顽固的退伍老兵和军团学生乱嚼舌头而恼羞成怒，然而他们的愤怒却让《欢乐的葡萄园》更快蹿红，并大放异彩。它成为戏剧舞台的明星，也许是20世纪20年代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还被拍成了电影。
1930年，《西线无战事》的美国版电影在德国影院上映，宣传战升级了。首映次日，戈培尔派他的冲锋队打手进入柏林及其他城市的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直到放映被迫取消。当局非但没有保护电影和观众，反而摇尾乞怜，五天后下令禁止该电影继续放映，“因为（它）会危及德国的声誉”。戈培尔“踌躇满志”地“庆祝”纳粹党首次竞选大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沥青民主’与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国家道德的权力斗争。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记录下这个事实：沥青民主已被打倒。”
这样的机会他不会放过。刚当作家那几年的惨状，楚克迈耶记忆犹新。钱包见底时，他还拉过皮条，在宵禁后搜罗在大街上冒险的柏林游客，带他们去后院非法的破烂酒馆。有些黑店里的女孩半裸着，只要客人要求，她们半点都不含糊。有一次他甚至带了几包可卡因，想在陶恩齐恩大街趁着夜色交易。但他很快就洗手不干了。他人高马大，并不胆小，但这桩生意太危险了。
晚会的组织让克劳斯·曼大失所望：西区鲁本太太家的化装舞会寡淡而无聊，让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没法拒绝新闻舞会的邀请。更何况，他刚完成新小说《三个战友》的初稿，想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犒劳自己，放松一下。这几个月他没住在德国，但在柏林仍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他开车来了，解决一个个预约，最后在舞会拼命闹腾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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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乌尔斯坦包厢看到了楚克迈耶，但这个晚上，楚克迈耶的心思似乎全在恩斯特·乌德特身上。雷马克和楚克迈耶认识整整四年了。1928年，雷马克把快写完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手稿寄给了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S.菲舍尔出版社，但被拒稿。乌尔斯坦的编辑们反倒热情高涨，发动整个集团，尽可能地为这本书打响他们认为配得上的第一炮：先在乌尔斯坦旗下的《福斯日报》连载宣传；小说上架后，同属乌尔斯坦集团的《柏林画报》把发行日从通常的周日提前到周四，以便在首卖日准时登出乌尔斯坦出版社的作者楚克迈耶评论雷马克作品的文章。
现在，他们想先去一家好餐馆。夜会很长，这样的舞会之夜最好不要开始得太早，他们更不能空着肚子。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1929年
楚克迈耶不热衷于大型聚会，他常常感到无聊，一有机会就会悄悄溜走，和朋友们消失在某个小酒馆里。但新闻舞会是柏林冬季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富人、权贵和美女的展台。不露面会是个错误—舞会能让他这个文学界的新星名气更甚。
几个月后，电影的大幅删减版还是上映了。但雷马克已经对国家失望至极。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他都是右派的眼中钉。幸运的是，《西线无战事》让他有了钱。他在距阿斯科纳几公里远、位于瑞士境内的马焦雷湖畔买了一栋别墅，离开了越来越陌生的德国。
柏林已连续冻了几周。新年前夕，冷霜急降，连最大的万湖和米格尔湖也已消失在厚实的冰层下。现在又下起了雪。舍讷贝格市政公园边上的阁楼公寓里，卡尔·楚克迈耶站在镜前，穿着燕尾服，拉正了衬衫领口的白领结。今天穿晚礼服出门，不是为了什么诱人的事。
因此，新闻舞会后，雷马克只在酒店暂住了一夜。谁将在施莱歇尔之后成为新总理，基本上已经与他无关。这次舞会是不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场舞会，他也不在乎。周日清晨，一吃过早饭，他就坐上了一辆蓝旗亚迪勒姆达—他爱快车和高速—出发驶向瑞士边境。那是一段漫长而寒冷的旅程，从北到南穿越冬日的德国。直到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再一次见到自己的祖国。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评，也不是文人间常见的吹捧。楚克迈耶的文章是擂鼓，是军号，是烽火，更是预言：“现在，一个叫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人写出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有数百万人经历过，这本书也将被数百万人阅读—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这本书属于教室、阅览室、大学、所有报纸、所有电台，却仍还不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属于新闻舞会，这已是柏林多年的传统。乌尔斯坦出版社给楚克迈耶寄来了贵宾券，他的妻子爱丽丝立刻找了套新的晚礼服。母亲从美因茨来看望楚克迈耶，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今天她也穿着新裙子，那是楚克迈耶送给她的圣诞礼物，银灰色，镶着花边。这是母亲的第一场大型柏林舞会，楚克迈耶能感觉到她的兴奋。
《西线无战事》讲述了一名一战前线士兵从1914年被迫中断学业到1918年死于战场的故事。雷马克用简洁、没有诗意却充满感情的句子，记述着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着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记述着冲入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和近战中刺刀屠戮的凶残。
他在屋顶露台上看着柏林夜晚的灯光，从无线电塔到大教堂的圆顶。这是楚克迈耶的第二处居所，另一处位于萨尔茨堡近郊的房子是他用《欢乐的葡萄园》的版税买下的。这套顶楼公寓的内部格局一览无余，只有书房、两个小卧室、儿童房、厨房和浴室，但他喜欢，尤其喜欢在这里俯瞰城市的美景。他从奥托·费尔勒—汉莎航空的飞鹤标志就出自这位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之手—那儿买下了它。如今，费尔勒已经成为柏林富有的上层社会和文化人士最热捧的建筑师，不再造阁楼的他，设计了一排又一排的别墅。这一晚，楚克迈耶当然想不到，两年后费尔勒将在波罗的海岸的达尔斯半岛为一位飞黄腾达的部长建一座乡村别墅，那个人名叫赫尔曼·戈林。
这些事楚克迈耶也都亲身经历过，但他并未找到一种能够为此承重的言语表达。《西线无战事》更让他兴奋的是：“雷马克在此第一次十分清晰、十分深邃地表现出这些人的内在，说出他们心中发生了什么……”整整一代人迷惘、嗜杀、惶惶不安的经历，被这部小说赋予文学形式，终于得以倾诉。对于楚克迈耶而言—他预感到，不只是对于他而言—这如同摆脱梦魇。“我们所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关于战争，什么都不能说。没有什么比讲述战争经历更为可悲。因此，我们沉默着，等待着……但在这本书里，雷马克让命运本身第一次有了形态，所有的一切——其后、其下燃烧的，及其残留的。如此去写、去创造、去生活，就不再只是现实，而是真理，纯粹、有效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