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1909年：诺议局与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丧失了 "自治”的本义，变成敲骨吸髓的工具。反倒是这 些底层百姓捣毁学堂的暴力行为，多多少少还能见到一点维护自身权益的 影子。

在这些暴力活动中，之所以常常出现捣毁新式学堂的行为，是因为普通民 众发现，地方自治机构以发展教育为名，向民众收捐办新式学堂，结果却是钱 越交越多，学堂越办越多，但普通民众的孩子仍然上不起学。因为相比旧私 塾，新式学堂的学费往往更高。一个或多个村庄集体供养一名私塾先生，所需 不过是一人的口粮、蔬菜与薪资。新式学堂则不然，入学者须缴纳学费、宿 费、膳费、服装费等，每名学生读一年书少则数十元，多则上百元。普通民众 只能望而却步。张骞当犀以自己的家乡江苏南通为范本，算过一笔账：一个家 庭送一个孩子上初等小学，每年需花费35—50元（传统私塾的学费不过几元 钱）；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12—15元，张骞开设的工厂中的 工人，每年也只有50—100元的收入。3I入学堂读书的费用，占了工人收入的大 半以上，农民则根本无法负担，更不要说农民没办法长途跋涉将孩子送往城镇 的新式学校，也负担不起让孩子住校求学的费用。

第一年（1908）：筹办i咨议局（各省督抚办），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 编辑国民必读课本。

民众缴纳了沉重的"教育捐”，结果自治机构办出来的新式学校，却与自 己的子弟无关。打砸新式学堂，便成了晚清"地方自治”期间几乎所有地方都 曾发生过的"标配案件”。比如，1906年7月，直隶灵寿、平山两县的数千百 姓，因痛恨"学堂捐”，将本县两所学堂焚毁。同年9月，安徽歙县民众听到传 言称，自治机构将征收人口捐、米捐、菜籽捐、牛猪捐等，遂也聚众于深夜将 该县的新式学堂捣毁。1910年，湖南长沙爆发抢米风潮，新式学堂同样成了第 一时间被针对的对象，遭到烧毁。据时任日本驻长沙领事的理解：

按1908年夏天清廷颁发的《］咨议局章程》《诺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钦定 宪法大纲》与《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文件，"预备立宪"的进程设计是这 样的：

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

萧炳炎的奏折并无夸张。

第六年（1913）：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

早在1909年，御史胡思敬便曾上奏说，自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之后，清 帝国的民力已经穷尽。清末新政启动后，"内外诸臣，借口举行新政，百计 侵渔"，中央和地方都不断增加税种，已经闹到"极而业之至秽至贼者灰粪 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背负，日 用寻常饮用之物，莫不有捐"的地步。一个普通农民，除了缴纳常规的“漕粮 地丁耗羡”之外，已多了粮捐、亩捐与串票捐；他拿了谷米到市场上去卖有 捐，拿了豆蔬瓜果进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潜逃者比比 也”，被数不胜数的捐压榨到活不下去，农民们便只能纷纷弃田而逃。28

第五年（1912）：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

之前的新政已是如此竭泽而渔，“地方自治”启动后，自治机构便只能更 加别出心裁来搜刮民间，如湖北安陆的居民，连结个婚也须缴纳自治捐，"男 捐钱四百，女捐钱二百”，若逃税，官府便会将新人的父母抓去问罪。29所谓 “地方自治”，不但没有还权于民，还将本就负担沉重的普通民众压得喘不过

帝制中国的第一次民选

的负担大为增加，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急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

按常理，顺应"扩张民权”这一改革方向，地方i咨议局应该具备地方议会 的性质，中央浴议局应该具备中央国会的性质。遗憾的是，清廷中枢对t咨议局 的定性，却仅是"牢骚机关"。

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经

除了以忠孝为本开办学堂、以满洲为本位编练新军、为消除朝野积愤而废 除科举、为提升皇权而启动官制改革外，清末改革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 是在地方成立方咨议局”，在中央成立“资政院"。

第四年（1911）：创设乡镇简易识字学塾。

气来。

第三年（1910）：召集资政院议员开院，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

作为反抗，民众不断掀起反对地方自治的暴力活动。其中仅江苏地区，自 1910年2月至1911年3月，便至少发生了37起暴力反对地方自治的案件，其中不 乏数千人乃至数万人参加者。如泰州地区反对地方自治案的参与人数多达6000 余人，毁坏绅董之家160余户；宜兴的参与人数多达4000余人，毁掉学堂10余 所，捣毁绅董之家57处；川沙地区的参与人数难以估计，毁学堂29处，毁自治 公所18处，毁绅董之家280处。³⁰

第二年（ 1909）：举行］咨议局选举，各省开办i咨议局（各省督抚办），颁 布资政院章程，筹备城镇地方自治，颁布国民必读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