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1877年：丁戊奇荒里的天灾与人祸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 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 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 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³⁷

此时的郭嵩煮尚在驻英公使任上，忧心忡忡之下自伦敦连上了两道奏折， 希望朝廷禁烟，而不是听任乃至鼓励本土鸦片种植。但这种主张，得不到朝中 主流舆论的支持。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郭嵩煮 的主张万万不可施行：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 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 税厘约百万有奇，3巨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 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 想朝廷不再垂询。³⁵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

刘坤一说得非常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鸦片。禁了鸦片，针对鸦片的“洋 药税厘”就会丧失征收的合法性。这一项收入每年有100多万两白银，很多地方 都仰仗这笔钱运转。“鸦片财政”没了，那10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谁能弥补？ 要从何处弥补？所以，郭嵩煮的奏折，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既无反驳也无赞 成，而是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鸦片财政”这种收入的不道德。 为了保护"鸦片财政”，刘坤一所主张的“暂缓置议"，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 式。刘说“想朝廷不再垂询"，背后的含义是朝廷对"鸦片财政”的重要性也 心知肚明，必然会有默契，敷衍了郭嵩煮之后，不会再给各省督抚们下发文件 来商讨禁烟之事。

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1874 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弛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弛 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说，据他所知，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 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总结了三条理由，呼吁朝廷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 控：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 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二、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 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 入。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 禁而禁。³²

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洋药"约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之多”。英国人既不肯 禁止鸦片的输入，还欲禁止中国内地自行种植，"用意殊极狡狠"。为今之 计，只有“暂行弛禁罂粟”，也就是允许内地民众种植鸦片，如此，"不但夺 洋商利权，并可加赠税项"，等以后进口鸦片越来越少，再推行政策严禁鸦片 种植。何况如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各省已“多种罂粟”，无视这 一既成事实再去禁止种植，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 等于给洋人牟利，方便胥吏们去民间敲诈勒索。"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 刑部左侍郎袁保恒（袁世凯画叔父），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说："他 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国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 就将停止种植鸦片。" 3。再如，洋务知识分子郑观应，也明确提出了 "鸦片商 战”这一概念，将"鸦片战”视为对列强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郑就 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希望民众多吃本国鸦 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³¹

就字面逻辑而言，♦李鸿章这一主张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即：对鸦片 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也就是所谓的"以征为禁”和"寓禁于 征”。但就具体的实施而言，这一做法却成了 “两害相权取其重"。原因是地 方官僚在其中扮演了极为贪婪的角色，"寓禁于征”成了幌子,鼓励乃至逼迫 百姓种鸦片以扩大税源，成了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一如郭嵩煮所了解 到的那样：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输出了： “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 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 部分鸦片供货。" 26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依赖有多严重？据周育民对清廷财政收入、海关 收入、鸦片税收入的统计比对，1887—1894年这段时期，"经由海关征收的鸦 片税收入占到海关税收人的30%—40%；而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10%。内 地土药厘金的收入也为数不少，同治年间不过数万两，而到甲午战前已达到 五六十万两。没有鸦片税收入，清朝财政就无法正常运行"。%须注意的是，此 处统计中的"五六十万两” 土药厘金，所指仅是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地方政 府通过向土药即本土鸦片征税之所得，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也就 是说，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当中，10%这个比例，只是一 个最低最保守的统计。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 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 了印度鸦片，并 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 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 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 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 片的数量已减少了 15%。25

晚清人何启与胡礼垣，在1901年前后，也提供过一项统计，可供参考：

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 ( Patrick Joseph Hughes )在1881年的一份贸易报告中 不无哀怨地写道：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 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 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 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 29 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 大变。

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 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 常腻。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积久而种罂粟者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 度所出烟土严禁其民吸食也。因以积成偷惰之性，饮食费用，虚耗日多，遂使田 赋常供，亦多不能输纳，卒致官民交困，而夺民食之需，以空仓腹之藏。广种罂 粟，流毒无穷，岂复能有自存之理。"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 济成了 "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鄙意亦以内地 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此时的林则徐，担忧 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土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 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如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当成官吏考核的 优先项目。于是，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和民众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 处蔓延不可遏制，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久而久之，结果就是粮食 生产越来越少，民间无粮，国库也无粮。如此这般，国家岂能自存？

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