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1877年：丁戊奇荒里的天灾与人祸

光绪年间，云南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了该省最重 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 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8此后 仍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税关名)的估计， 罂粟种植面积在清末时已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19

回到山西的灾情。

许多史料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变化。

山西巡抚衙门之所以能够容忍李提摩太前来赈灾，与灾情实在过于惨重有 直接关系。因为朝廷其实是极不喜欢洋人站出来赈灾的。丁戊奇荒期间，日本 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而且

本土开始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9世纪30年代，乃是自印度引入、由云南 一路北上东进。但在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本土种植仍长期采取严禁政 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种植区域并不甚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 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性。次年，《征收土药税厘条例》 出台，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名存实亡，产量大增。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 J.Hudson Taylor)说："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 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1854 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又。这鸦片吸食者数量的激增背后，显然与1859年 《征收土药税厘条例》的颁布有直接关系。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制造质量的提升，直接导致进口鸦片与 走私鸦片逐年减少。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进口鸦片。 比如在上海，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硕山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 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 (未加工的土浆)，进口鸦片几 无立足之地。²⁴ -

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赖这笔钱运作，谁愿意主张禁烟？ 一切全如民国学 者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所说的那样，政策上放开本土鸦片的种 植，是因为"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而所谓的"寓禁于征”，其 实际目的"乃在于征（税），而非在于禁（烟）”。而且，这种政策最后成了 "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于恩德还说，"大多数国 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清廷放开本土鸦片种植须负主要责任。³⁸

I860-1870年，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 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 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如。

要让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是极为困难的；要让依赖"鸦片财政"的清 政府戒掉"鸦片财政"，同样也极为困难。1900年之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 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极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上奏 说，自禁烟之后，山西再无本土鸦片的厘金税赋可以征收，省财政迅速入不敷 出，新政也因为没钱办不下去了：

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 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这些粮食已经运抵天津，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反馈是"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 阻” 4。,即把粮食运往山西路途太艰难了，所以这些赈粮我们不能要。

山西"本土鸦片种植"的大爆发，可以追溯到1859年。该年，清廷为了增 加财政收入，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变相宣布本土鸦片种植合法化。

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赈灾，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河南学政瞿鸿概将他们 的行踪密报给朝廷，瞿还说，这些人的居心“险不可测"，他们跑来赈灾，是 想乘机收买人心，窥探我大清国的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就接到了谕旨， 要他“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这些外国人劝离山西，因为“外国捐助名为 善举，实则流弊滋多" 42。所以，当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 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怀好意：

曾国荃于1876年秋就任山西巡抚，山西搞成遍地皆是罂粟这样的局面，完 全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他敢在奏折之中如此细致地陈述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的一个秘书一一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 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心.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 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 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 审判庭及谄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狞

四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 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说：“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 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 也。” 2[1890年，何嗣焜人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川 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

这诉苦声里，显然已经忘了在20年前的丁戊奇荒里，漫山遍野皆是罂粟的 山西，曾发生过饿死四五百万人的人间惨剧。在政府收入与民众温饱之间，清 廷的最高决策层，自慈禧、奕诉而下至李鸿章、刘坤一这些地方督抚，均一 致选择了前者。鲜有人像郭嵩煮那般，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 当真。

光绪年间，贵州的中部和东部也已成了罂粟种植的集中区域。1894年，开 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自己赴任途中经过的州县，"开垦之地半 种洋烟"。2。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