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1877年：丁戊奇荒里的天灾与人祸

但在高压政策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毕竟，类似的告示，山东 的巡抚衙门也曾张贴过，但山东抢富户很常见。而且，也不能说山东的饥民不 怕官府，他们恳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领袖，正是为了找把保护伞来对抗官府的 围剿。牛庄村的石碑《丁丑大荒记》也提到过，村中“强壮者抢夺亡命'「，求 生的本能是可以突破官府高压带来的恐惧的。但李提摩太在山西，确实没有见 到大规模的民变。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提摩太抵达山西之时，饥荒已进入第 三个年头，灾区早已很难找到有粮的在野富户，民间已无粮可抢。有统计称， 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为1643.3万人，1883年仅为1074.4万人，净减568.9万人。其 中，太原灾前人口约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¹³

沃壤，产粮本属无多。.即在丰年，不敷民食，必须仰给于邻省。本年入春后， 迄未透雨，刻值青苗长发之际，出土一二寸许就已枯槁，眼见收成难望，人心 咸切惊惶。到处黎灾、遍野哀鸿，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 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为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 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亡。惨目伤心，与言欲涕。¹⁴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然后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 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自己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 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 试着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相抗衡。

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携资出外贸易营生。自经东南兵 燹，生意亏折，富者立贫，元气大伤。其系种地为业，仅十之二三，又兼土非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却干着收买人心 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 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 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

1877年初夏，山西前巡抚鲍源深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有一段解释：

买，山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高于粮价十倍的代价，翻越太行山向东去别省寻找 粮食。¹⁶

然而，山西的灾情实在太过惨重，曾国荃没有遵旨将李提摩太"请”出山 西。在给朝廷的回复中，曾国荃赞扬了李提摩太，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先 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诸称平顺"，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并没有闹出任 何事端；之后听说山西省南部的灾情尤其严重，又“愿赴平阳散放"，到了那 边之后事情也都办得“极妥协”，完全没有学政瞿鸿概"所奏情事"。⁴⁴

按曾国荃的说法，山西仅有35万顷耕地，本就不足以供养山西1000多万百 姓，如今竟是"弃田之半“来种鸦片。据他调查，山西北部“大、朔、代、忻 及归化七厅”，原本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以往每到秋后，就会有粮食从北边 络绎不绝运到太原，如今则是"罂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山 西南部的"平、蒲、解、绛”等地，以前都是依赖从陕西的渭南平原购买米麦为 生，如今"秦川八百里……（渭南）亦遍地罂粟”，渭南平原的粮食产量连本地 百姓都已养不活，自然也就没有粮食可以卖给山西。南北情形如此，西面无粮可

李提摩太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给灾区带来实际援助的人。1876年在山东青州 府的赈灾，李提摩太动用的是个人积蓄；当他发现灾情规模远比想象中严重 后，即亲自前往烟台向外国侨民进行募捐，又通过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 《万国公报》《申报》等媒体，不断刊载山东的灾情信息，呼吁居住在中国的 外国人士向灾区捐款。最后成立了一个由传教士、外国商人和驻华外交官组成 的"山东赈灾委员会”（该委员会后升格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与英国 伦敦成立的、以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为首的“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有着密 切合作），募捐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则负责深入灾区察看 灾情，统筹具体的放赈事务。在山西太原、平阳等地，李提摩太共发放赈款12 万余两白银，救助灾民15万余人。在山西临汾，官府自光绪三年（1877）十月 到光绪五年五月，共发放赈款4.82万两，李提摩太在光绪四年夏到次年三月，在 该地共发放赈银5万余两。45

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 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磷瘠之区…… 查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 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食安 得不匮？ ¹⁵

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并赋诗一首：

山西为什么无粮？

大兵之后又凶年，

戒鸦片难，戒鸦片财政更难

国计民生孰见怜？ 安得赈钱三十万， 管教压倒慕维连！虫

这种切实的赈灾能力，也是曾国荃愿意在奏折中力陈李提摩太绝非不怀好 意的缘故。但朝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曾国荃大不相同。相比救济灾民，朝 廷更忧虑洋人此举是在“怀柔远人”，而这原本是大清国才有资格来做的事 情。尽管传教士们的赈灾活动几乎全部是在得到清廷的许可之后进行的，且有 指定区域并由地方官员监督，并不会给他们多少宗教宣传的空间，但传教士们 仍会因赈灾活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进而也就会改善他们在底层民 众中的形象，一如李提摩太所言："我想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 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传教士的形象改善，自然会引 来问询者，李提摩太则顺势送给每个前来问询的人“《教义问答》和《赞美 诗》" ⁴⁶o这种事情，让身处庙堂之高的统治阶层如坐针毡，也让身处江湖之远 的士绅们如疑在喉。

但鲍的继任者曾国荃不会忽略这一点。1878年初，他在给朝廷的奏折 中说：

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在"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 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了一个消息： 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 正在山东赈济灾民。这让谢家福立刻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 己获知此事后的焦虑心情：

鲍源深强调了两点原因：一、山西土地贫瘠，百姓多以商业谋生，只有两 三成百姓务农。但太革军与捻军的兴起，让山西商人的生意遭受了重大损失。 二、丰收年份，山西的粮食都需要自邻近省份买入，更何况1877年大旱颗粒无 收。这两点原因，当然都是真实的，但鲍源深有意没有提另一项同样极为重要 的原因：官府在山西推广"本土鸦片种植”。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是同治十 年（1871）九月到光绪二年（1876）八月，提山西的鸦片种植，那是在给自己 找麻烦。

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 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 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