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1893年:关东铁路为太后大寿让路
对清廷中枢而言,1893年最重要的工作,是筹备慈禧太后即将于次年到来 的六十大寿。该年1月19日,距离慈禧寿辰还有约22个月之久,清廷就已宣布成 立由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勤等担任总办大臣的专门机构来筹办庆典。户部、 礼部、工部与内务府全被卷了进来,庆典规模以乾隆八十大寿为参照标准。
设的情况,较之1887年也几乎没有进步。
这条铁路的由来,要从津通铁路的夭折和卢汉铁路的停建说起。
这只是战役层面的兵力对比。具体到战斗层面,更常见的是日军集中优势 兵力围攻清军。正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在1895年1月所哀叹的那样:"二十四日,
李鸿章主持修筑关东铁路,核心目的是应对东北地区日益严重的边疆 危机。
(日军)四十余轮,万余人扑成山登岸,防军不支。除威海各军归北洋外,南 北五百里处处可登。仅二十余营新募之勇,分防太多,敌专注辄万人,我所应 多不能过二千人,势太不敌。" 34所谓“敌专注辄万人,我所应多不能过二千 人”,即是指清廷没有办法组织起一支能够产生威胁效应的陆军野战部队,所 以日军在山东战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集中优势兵力,对被动防守军事要塞的 清廷陆军以多打少,实施各个击破。
张之洞主张建设铁路,但他不同意修李鸿章主张的津通铁路,理由是: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二十五年来,对外贸易由三十万增至一万万六千 二百万两,有三千英里铁路线,一万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日本有
张说,铁路有两大好处。首先它可以利民,可以"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 已亏之利权"。洋货进入大清已没法阻止,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办法,就是将更 多的土货卖出去,这就很需要建设铁路来降低运输成本。其次它可以利国,具 体来说就是方便朝廷"征兵转饷“。大清的现状是强邻环伺,沿海沿江、辽东 三省、秦陇沿边都存在冲突和危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费不胜费”,只有 铁路才可以让国家迅速调集部队"以静待动”。张还说,御史台谏们担忧修铁 路会导致洋教猖獗,让洋人获利,还会变更社会风俗;殊不知,铁路不过是行 程迅速,与洋教本身并无关系,修铁路主要用本国工人,聘请的洋入有限,也 不会让洋人赚走我大清多少钱。
最现代化之常备陆军十五万人,有各式军舰四十只,与任何欧洲各国相比无逊 色。日本已实施代议政治,今日不怕任何人。所以日本外交政策为与外人互相 往来,开全国为商埠,任人旅行以促贸易。<sup>31</sup>
讨论的结果,是决策中枢采纳了张之洞提出来的折中方案。
边患日重,亟须往东北修铁路
反观日本。甲午年前后,已拥有400多辆火车头;东海道线、横须贺线、 北陆线等,也均与港口之间实现了有效连接。战争期间,日本全国的铁路都动 员了起来,不断将人员与物资运往广岛港,再由轮船运往前线(北洋舰队战败 后,日军控制了制海权)。有统计称,“1894年度日本国铁的军事输送量为兵 员17万4595人,军用品4方3445吨;1895年度国铁输送兵员10万5944人,军用 品2万736吨,马匹7727头。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铁路运输了20多万出征士 兵,3万多匹战马。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军事铁路运输基本上没有间断过,铁 路交通极度繁忙"。<sup>35</sup>
所以,在1893—1894年,一切都要为太后的大寿“让路" \就连李鸿章念 念不忘,旨在巩固东北国防的关东铁路也不例外。
小川又次曾经断言,清廷只要一天没有"布设铁路",就"决不能称作真 正之强国"。发生在1893年的关东铁路为慈禧太后之万寿让道暂停建设事件, 所暴露出来的体制问题,显然要远比没有布设铁路更严重。
之所以对标乾隆大办特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此时的慈禧自我评 价甚高,自认为是带领大清走出"庚申之变”阴影、实现同光中兴的掌舵者。 第二个原因是寻求心理上的补偿。40岁生日那年同治皇帝突然夭折,50岁生日 那年有中法战争,慈禧很希望60岁生日可以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平安喜庆。
与日本的"三千英里铁路线”相比,甲午战争前夕的清廷,铁路总里程仅 有477公里(包括刘铭传在台湾所建的99公里),其中与东北防务关系密切的关 东铁路仅218公里,出山海关的部分仅64公里。这直接导致甲午战争期间,总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廷陆军,始终无法集中起优势兵力对入侵的日军实施有 效阻击。下表是甲午战争期间陆路战场主要战役的兵力对比。从中可以看到, 只装备了洋枪洋炮,却未在体制层面完成近代化改革(如将领专业化、征兵智 识化、幕僚参谋化)的清廷陆军,在山东、辽东战场,对阵已基本完成近代化 改革的日本陆军时,"本土作战”人数优势完全消失了,甚至总体上还处于 劣势\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希望更进一步,建议朝廷将铁路延展 至京郊通州。该建议得到醇亲王奕谡和海军衙门的支持,却招致朝中群臣的集 体反对,于1889年引发了 "第三次铁路问题大讨论"。上奏反对者包括御史 余联沅、屠仁守、吴兆泰、张炳琳、林步青、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 勋、王仁堪、高钊中,以及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 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数十人,翁同解、孙家鼐等人虽承认铁 路建设有必要,却仍坚持认为 "此法可试行于边地,而不可遽行于腹地”,在 偏远地区搞一搞是可以的,修到京城附近那是万万不可。李鸿章非常强硬地写 了两封奏章,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反对意见逐一驳斥,强调"国有大政,不得稍 执成见,亦不得维阿取容"。5随后,在奕谓的支持下,是否要启动大规模铁路 建设这个问题,被交给了地方督抚将军们集体讨论。
19世纪80年代,受中法战争的刺激,铁路建设问题再次成为朝野热议的 “洋务”。1884-1885年,朝堂之上曾掀起"第二次铁路问题大论战"。朝中 主流舆论仍以铁路会便利洋人攻入大清腹地、破坏大清风水、损害大清从事车 船行业的百姓生计等为由,对铁路建设持反对意见。不过,清廷中枢的看法已 渐渐有所改变。激烈反对修筑铁路的内阁学士徐致祥,在1885年遭到上谕谴 责,“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4就是一个信号。1886年,李鸿章得到醇亲王奕 谓的支持,开始筹划修筑津沽铁路(天津—塘沽),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造成这种结果的核心原因之一,便是清帝国几乎没有铁路可用。按日本参 谋本部第二局(管西局)局长小川又次1887年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征讨清国策 案》,清廷陆军总数合计大约117万人。其中,战斗力比较强的,是防勇与练 军,共计约40万人,由各省总督、巡抚统辖,分散在全国各地。小川又次说, 这40万军队不足为惧,因为他们“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 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日军真 正需要在意的,只有直隶、山东与辽东地区的这部分军队。其中,'直隶与山东 地区,清廷可用陆军总数是5万人,东三省可用陆军不超过2万人"。甲午年山 东、辽东的清军部署,较之1887年小川又次的调查,并没有太多变化。铁路建
清廷对铁路的抗拒由来已久。19世纪60年代发生过“第一次铁路问题大讨 论”,结果是反对者占据绝对上风。1869年,总理衙门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 成功将铁路与电报拒之于大清的国门之外。该年2月,奕诉代表总理衙门就修 约之事向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做情况汇报,不无得意地写道:“又铜线、铁路 两事,另经臣等历次舌战,甫关其口……而节略后开款目五条,亦并未提及铜 线铁路之事。" 2此后,整个19世纪70年代,不但清廷自身在铁路建设上毫无建 树,还以先买后拆的方式,毁弃了洋人修筑的吴淞铁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