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875年：躁狂的年轻皇帝死了

据这段日记可以知道，•立年仅4岁的载涌为帝是慈禧与慈安二人的独断决 定，并未与奕诉、奕谭及军机大臣商议妥当。故慈禧询问"此后垂帘如何” 时，有“枢臣"站出来主张"择贤而立”，显见该“枢臣”（一般认为即是指 奕诉）与慈禧之间尚无共识（可能连碰头会议也没有开）。随后，慈禧即以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为由，决定立载港为帝。

挨过揍的人要更靠谱一些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一句，通常被解读为慈禧贪恋 权力，不愿垂帘听政过早结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句话也还存有另一 层意味深长的含义--它直接指向了恭亲王奕诉及其子载徵。载徵时年16岁, 正是适合继位的“年长者"。.

也就是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年轻皇帝载淳几乎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 中坚力量的对立面。

第一种可以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碑凡纳明.（Salvarsan, 一种有机碑化合 物），要到1910年才由欧洲医学界发明。对1874—1875年的清廷御医来说，梅 毒确实是一种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翁同稣日记中记载的同治帝的某些症状， 如"腰间、臀部肿处两孔皆流脓，而根盘甚大”等，与"杨梅大疮”的症状似 也很难做明确的区分。对御医们来说，站在自保立场，与其诊断称皇帝得了梅 毒并将之记入药方，确实不如不说也不做记录为妙。对皇室来说，梅毒之症既 然无法治愈，为保住皇权的体面，也只能对外宣称皇帝得的是天花。不过，档 案里治疗天花的药方毕竟难以否定，梅毒也未必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即致人死 亡（不少人患病后还可卷活多年）。有学者据此认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 天花，终于梅毒” 2"他频繁出宫"微行"，有可能同时感染了天花与梅毒，两 种疾病合力加速了同治帝的死亡。

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 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2。

大转型时代最需要的是见识

比如1874年10月31日（也就是重修圆明园风波发生约两个月后），翁在日 记里说，昨天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一直飞驰到景运门，“然同坐车者中官小 李（旁注：上乘轿），照旧当差莫问也"九 中官就是太监。翁这段日记是在含 蓄地说皇帝又悄悄出宫了，回宫时太监所乘之车因马受惊出了意外，万幸皇帝 坐在轿子里，才安然无恙。翁日记里还说，之前的十天里，皇帝也都没有进入 书房读书，之后也是频繁的“无书房"（皇帝传旨今天不上课），翁整整有一 个月没有去弘德殿给皇帝授读讲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言自明："为什么

1875年1月12日，太阳方落之际"，同治皇帝载淳去世。当晚8时，慈禧宣布 将醇王奕谓次子载涌过继给咸丰以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载涌时 年仅4岁。这项有条不紊的安排，显示慈禧太后早已接受了载淳不治这个事实。

李鸿藻这份奏折，显示他将约束同治帝的期望仍放在慈禧太后身上。辅政 的恭亲王与诸位帝师都拿年轻皇帝的任性胡为毫无办法，只有慈禧太后才能管 住皇帝的轻狂躁进。这一点，也在"圆明园重修风波"即将失控之际得到了事 实的证明。

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增一分识见，二 者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慎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认真 讨论。乃

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生龙活虎的同治帝很快就去世了。

在帝师李鸿藻看来，同治帝种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与他只热衷"游观”而 不愿为清帝国的命运担起责任有直接关系。所以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里，李鸿 藻劝谏说：前几年皇帝来弘德殿"读书看折"，是一种"孜孜讨究”的态度，如 今却是"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来去匆匆，可谓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他 希望年轻皇帝将精力放到学问中来：

同治帝发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中旬，时间很短，近乎 暴毙。官方文档说他死于天花，民间长期传言死于梅毒。就史料对勘的结果而 言，同治帝确实死于天花无疑。毕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万岁爷进药用药 底簿》经医家鉴定，确实是治疗天花的药方26。帝师翁同稣的私人日记里所载病 情症状与所录药方，也有与天花相合之处2,但民间流传的梅毒说，也非是毫无 根据的揣测。同治帝确实经常偷溜出宫，有感染梅毒的可能。御医李德立是皇 帝的主治医生之一，据其曾孙回忆，李德立生前曾告诉家人，同治帝是染有梅 毒的：

“终岁独宿乾清宫"其实也给了同治帝放纵自我的机会，让他可以瞒着慈 禧太后出宫“微行”。据说，同治帝曾游历至湖南会馆，翻检涂抹了某举人的 案头文章。又曾拿着金瓜子（是碎金的一种称谓，为帝王的御用赏赐之物）， 到琉璃厂购物。还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过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把后者吓了一 大跳，赶紧让步军统领衙门派来卫士十余人贴身保护。I7这些说法的具体情节未 可视为真事，金瓜子云云更显出了演义成分。但载淳喜欢“微行"，甚至有眠 花宿柳之举，在朝臣中实是不公开的秘密。除了奕诉在重修圆明园风波中揭破 过此事外，帝师翁同稣日记中也有记载。

翁同解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的决策情形：

自6岁即位以来，载淳长期处于慈禧的严密保护与管教之下，很少能随心所 欲。甚至于在同治帝1872年大婚之后，慈禧仍“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对他 很不放心。这种严格管教，也见于慈禧给帝师李鸿藻等人的懿旨，要他们在同 治帝亲政之后“照常入直，尽心讲贯” "，继续按以前的办法给皇帝上课。慈禧 的本意自然是将儿子培养成一位贤明的君王。故此，她常告诫同治帝"毋辄至 宫中，致妨政务”，希望年轻皇帝不要将精力过多放在后宫之中。载淳血气方 刚，又不能违忤母亲，只好搞消极抵抗，"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¹⁶

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 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日：“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 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 听。"则即宣日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3]

除了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清帝国已步入复兴之期外，同治皇帝执着于重修颐 和园，还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摆脱慈禧太后的约束。

同治帝在风波中的种种表现，可谓集轻狂与躁进于一身，冲动而不顾后 果，决策被情绪严重左右。这足以提供一种理解：1874年的奕诉与文祥等人并 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前的十余年里，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 了她在"维持大局" 一事上的隐忍与得体，而年轻的同治帝显然还无法做到这 一点。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里，他发出过"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 口，不难尽歼此辈（法国人）"的妄言23；在1873年的"公使觐见"中，他又对 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以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仍拿当日之事 来质问反对者："当洋人求觐之时，汝何不奏请止其觐见乎？ ” m略言之，对慈 禧与奕祈而言，"庚申之变"是刻骨铭心的沉痛往事，他们见识过英法联军摧 枯拉朽的力量；但年轻的同治帝很难感同身受（他当时年仅4岁），他念兹在兹 的是要将洋人尽数歼灭。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说，“同治确实是 死于梅毒"。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经看出是梅毒之 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梅毒大 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 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

对这种隐秘动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自然是洞若观火。慈禧爱子心 切，在1873-1874年，似怀有一种乐见同治帝顺利实现亲政、展示乾纲独断的 心态，故长期未就圆明园重修之事发表意见。奕诉审时度势，也曾一度响应皇 帝发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的号召，在1874年初带头捐 献了第一笔白银共计2万而（后来又补捐了5000两）。随后，醇亲王等8名皇室 成员也在1874年5月份捐献了5.6万两白银。再之后，帝师群体也捐助了银两，虽 然数额颇小，也相当于表达了赞同的立场。22直到李鸿章借着"李光昭案"将 “圆明园重修"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言官们冲锋在前，众王公大臣才又 再次坚定立场，联名向同治帝施压。

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 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糊涂吧。既然宫中 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室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 眼闭一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28

“微行"是偷偷摸摸之举，终究不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来得舒坦。所以， 在1873-1874年，同治帝强烈希望耗费巨资重修圆明园，以之作为两宫太后的 养老之所。当年，乾隆皇帝曾以尽孝的名义，将母亲安置在紫禁城外的绮春 园。如今，同治皇帝也想要效仿先例，将慈禧太后安置在重修后的圆明园内。 其目的既是"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热衷圆明园的重建，减少对国家事务的关 注。通过将太后移至园林，从而掌控皇权”T,也是为了彻底挣脱慈禧以母爱之 名构筑起来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