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875年：躁狂的年轻皇帝死了

其实，早在1869年，曾国藩就已隐约觉察到清廷的改革缺乏一个合格的领 袖人物。那年，他依据之前在京城的各种近距离接触，给了慈禧一句评价：

在晚清的改革过程中，1875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份。首先是同治皇帝在 这一年去世。去世之前他已亲政了约两年时间，在这短暂的亲政期内，同治皇 帝对晚清改革的掌舵者奕诉和参与改革的官僚集团，均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敌 意。其次是慈禧太后借着立幼主为帝，自后宫走入前朝，再次获得垂帘听政的 权力。这位刚刚年满40岁的女强人，此时已谙熟各种传统权术，但她的见识还 远不足以适应时代转型的需要。

“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也给了奕祈一句评价：“极聪明，而晃荡不能 立足。”"前者说的，大约是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召见曾国藩问 话，却问不出什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后者说的，大约是奕诉的权力基础不 稳固，政治地位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政策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延续性 可言。

不管最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慈禧的青睐， 这一点是有谕旨可证的。慈禧青睐九宫道的"神法”，也相信义和团的"神 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简单地说慈禧只是企图'利用'义和团。清宫 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 的。”.科学日益昌明:是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慈禧没 有注意到这股潮流，更没有接近过这股潮流。身为最高决策者，她对"六丁六 甲神兵"的迷信，与当时的普通乡野老太并无区别。

1874年的重修圆明园风波，将年轻皇帝的这种心思表露无遗。

文化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终觉得外国传教士会挖人眼球。裕庚 之女德龄曾随父在欧洲生活，1903年回国后充任慈禧的贴身女官。据她回忆， 慈禧相信李莲英的说法：“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 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 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 出来做药。”德龄告诉慈禧，这些都是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 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 孤儿……"慈禧无法反驳德龄的话，但她仍表示不解："不过这些教士，为什 么不在自己国里帮着自己的百姓呢？ "47

然而，随着同治皇帝载淳年岁渐长并于1873年正式亲政，群臣们发现皇帝 其实并不喜欢"同治”这个词，也不喜欢与两宫太后、恭亲王和官僚集团共治 天下。

教案与晚清最后的五十年纠葛极深，慈禧对传教士的认知却长期停滞在这 种程度，竟让李莲英这样的人物成了她的信息来源，可见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 手构筑的“信息茧房”（或谓“信息舒适区”）里，知识结构久已不再更新。

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以证明她不信 “邪术” 38。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 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圆明园重修已成定局的时候，却发生了荒唐的“李光 昭案”。 •

第一道谕旨由军机大臣寄给直隶总督裕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 佛法。该僧现尚在津。着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络义和团民，设法堵击，毋令 夷逆北窜，是为切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9第 二道谕旨系"军机大臣面奉”，也就是当面下达给军机大臣，接旨者是五台山 的一位和尚：“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 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着即联属义和团 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 4。

这道谕旨，在五天之后引来了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的反对。同治帝大 怒，又将游百川召来诘责。与沈淮不擅言辞不同，游百川面对皇帝的斥责仍能 侃侃而谈，“廷i争谭谭数百言，声震殿瓦" 7。怒意难消的同治帝再次拟旨，痛 斥游百川不能体察自己对两宫太后的孝心，实在是可恨至极。1874年3月，在载淳 的一意孤行下，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启动。内务府行文湖广四川等南方省份，要 他们采办大型木材3000件运往京城使用。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击、剿办八国联军，是为了弥 补义和团的神术失效。据《庚子传信录》记载，拳民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受挫 后，6月20日，大学士启秀奏请：“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 兵，请召之会攻。” 41普济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间秘密宗教"九宫道” 的道首。李向善自称弥勒佛转世，怀有“神法"。他与慈禧是否有过直接交往 已无法考证。有学者认为，依据"九宫道"遗留下来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 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并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 师”。也有学者认为，李向善当年的影响力已扩张至京城，世袭承恩公头等侍 卫志钧、大学士启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 赏赐，可能是“经由志钧之手"间接取得。42

清帝国在1861年定年号为“同治"的含义，既是指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诉 共同辅政，也是指爱新觉罗皇室改弦更张，放弃了咸丰时代以高压整肃官僚集 团的路线，要与内外满汉群臣共治天下，要“你好我好大家好”。

政治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无法理解种种近代政治常识，比如“立 宪”。这当然也正是知识不再更新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 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 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 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 "预备立宪”。^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 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

朕将皇位让给你恭亲王如何？

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 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 "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 "人民有选举权” “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 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 半顷不语。""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 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作毓鼎，在日记中披露 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 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5。

这是改革前路命运难测的一年。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来陕西道监察御史沈淮的反对。沈上奏说，国库空 虚，水旱灾害频发，军务也尚有许多待办之事，此时绝非修圆明园的时机。同 治帝读到奏折后“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 '为示圆明园必修的决 心，同治帝于沈淮上奏的次日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现在国库确实空虚，水旱灾 害确实频发，军务确实还有许多该办之事，自己也是个"躬行节俭"之人，绝 不肯大兴土木增加天下负担，但两宫太后"亲裁大政十有余年"，现在要退下 去，如果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所在，"朕心实为悚仄"，心中是有恐惧与愧疚 的。所以圆明园还是得修，但"不得过于华靡" %

普济最后有没有奉旨前去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尚无足够的材料可以 说明。据庚子年任职军机处的高树讲，"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 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彳骑赤兔马 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其胞弟高相的日记、陈恒庆的《清季野 闻》，也有相似记载。也此"普净”与谕旨中的“普济"是何关系？有人推断认

年轻的同治皇帝似乎也觉得中兴之期已至。1873年亲政后，他便将重修圆 明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这年10月，同治皇帝以给两宫太后修筑颐养天年之所 为由，颁布上谕重修圆明园。帝师李鸿藻一再谏阻，说这是“以有用之财，置 无用之地” \于是同治皇帝在11月17日再发上谕，说自己只是“择要重修"， 并不是要全盘恢复圆明园的旧观，目的只是向两宫太后尽孝，且希望"王公以 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所谓“择要重修"只是好听之词，实际涉及 建筑多达3000余间。

为，普济奉诏后"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 这个被推出来作炮灰的“道首”就是普净。也有意见称，"普济似未奉旨参与 天津战事"，普济"在1900年来过北京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 o ⁴⁵ .

“庚申之变"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这一直是爱新觉罗皇室最沉重 的伤痛。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俱被镇压，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也因总理衙门 奉行条约外交而有所缓和，虽最高决策层仍时常因天津教案等突发事件而忧惧 “庚申之变"重现，但在一般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 兴气象”。1863年，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上奏说"此诚我国家 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强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与"中兴"的舆论大体同步，朝堂 上也出现了重修圆明园的主张，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 制”。虽然该建议被恭亲王奕诉以"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 2为由驳回，德 泰本人也被革职，但也足见朝野内外已渐渐萌发出了自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