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1905年：慈禧被迫放弃科举

其实，虽然刘大鹏们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 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以说，清帝国的读书人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 事实。

《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重点提到了这层时代背景：

这当中的原因也不复杂。

对一些旧式读书人来说，废除科举是很沉重的打击。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政？如无甲午 之败蛆，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 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 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 ¹²

山西人刘大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 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 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20年。 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

与屈辱感相伴而生的，是对清廷合法性的质疑乃至抨击。早在日俄战争爆 发前夕，《大公报》便有文章写道：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0的文字。

年"变法上谕"颁布，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时，朝廷没有给予答 复。之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 “变通科举"，同样没有获得朝廷响应。朝廷仅以考试改用策论不得写八股文 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也未涉及科举的改革与存废。 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是“政务处会同礼部 妥议具奏”，却又受到弹劾，再也没有了下文。¹⁴

这种忧虑也深深地存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的头脑之中。所以，当1901

1904年1月，张之洞与张百熙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内 中说，将来的学堂里，"丸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 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15,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将 在学堂中继续保留。这种“兼顾之法"很合中枢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 洞等，要他们好好制定相关章程，以便从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 名额。¹⁶

考题的主旨简单明了：不废科举，便无法得到真人才；废了科举，学生又 会脱开牢笼奔向"自由”，实在是难以抉择。出题者怀着深深的忧虑，期待着 考生能在作文里将“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按1904年的设计，为了让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全面进入学堂， 清廷至少需要十年的缓冲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后， 清廷的“局外中立"引发了国人强烈的屈辱感，舆论抨击此起彼伏，排满革命 也风起云涌。全社会对清廷的失望情绪来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袁世凯、张之洞 等地方督抚再次趁机联合上奏，要求朝廷拿出足以挽回人心的大型改革举措， 终于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逼到了不得不下旨废除科举的地步。

为了尽可能止损还必须宣布“局外中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国人 带来的屈辱感，并不亚于I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

刘大鹏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 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会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 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 1905年10月15日）吃 再没人要送孩子 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 （1905 年10月23日）¹⁹ ,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 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1905年11月3日）²⁰ ,同行 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 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 1906年3月19 日）2］，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的领土内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

对未来的历史进程，这位私塾教师也充满了忧虑，"今之学堂，所教者西 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 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2一科举不考了，学堂也不讲 四书五经了，人心从此坏掉，天下可怎么办呢？刘大鹏的逻辑与慈禧太后的逻 辑高度一致。只不过，慈禧太后是爱新觉罗家的太后，刘大鹏却只是即将失业 的私塾先生。这种身份错位下的思维同构，恰是科举制度千余年来一直备受皇 权重视的原因所在。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 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 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 ,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 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 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 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¹³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宣布废除 科举以鼓舞人心，并以此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至于四书 五经里的忠孝尊孔，不妨日后再慢慢往学堂里塞，再慢慢往学生的脑子里灌。

其实，按慈禧原本的设想，兴学堂与存科举最好同时并重--前者提供 “救国家之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提供“救朝廷之亡”所需的意识形态 （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这也是为什么晚清的科举改革喊了几十年，但进入 20世纪之后仍是两者并重。1903年武昌府试的考题之一，就是让学生就“废科 举”与"兴学堂"的两难各抒己见：

群疑难化，积愤难消

类似的责备，在1904—1905年的报刊媒体上随处可见。《立停科举推广学 校折》里的“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此时必须有特别 重大的改革举措，才能彰显朝廷改革的决心，才能消除各方的疑虑和积蓄已久 的愤怒），便是针对这类责备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