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1905年：慈禧被迫放弃科举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清廷内部也发生了许 多大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临行前夕遭遇了刺客；同盟会在东京召 开了成立大会。其中对清帝国朝野震荡最大者，当属科举制度在本年终于被废 除了。

先说唐代。按齐陈骏的估算，“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 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算作入仕为官的话，那么，科 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 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

1907年，吴庆抵的职务成了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该年，湖南筹办 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 恐慌。皮跑去向吴求助。吴本就高度重视"义理心性"的讲求，自然认同皮

之所以说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 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的意见。于是请皮出手代拟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 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 旧学” 九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创设进士科，至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清廷正式 下旨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这项制度之所以拥有如此 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幻象：上升通道对所有人开启，所有人都 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关于科举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 英雄人吾鼓中"早已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科 举的目的是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集团，利用他们的见识和能力来造就盛 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的表述，就要精准得多了。

情感认同上的这种急骤改变，让许多体制中人猝不及防。维新派官员吴庆 纸便是一个典型。

再看清代。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 是捐的官"二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 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 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 内的流动。6

1848年，吴庆纸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 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 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 学者俞概的门下。1886年考取进士后，吴在翰林院坐了 11年的冷板凳。1897年 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的最高教育长官。乃

明代的情况，据郭培贵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 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 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 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 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 4

但此时的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堤的观感却是极为恶劣，时人称："吴庆堰 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 *次年，湖南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 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堤处，吴的批语是： “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 "该批语再次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科举是一种统治手段

从1897年到1907年，吴庆纸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仍是一 个重视经学教育与“义理心性“者，也仍是一个重视西学者一-1906年，清廷 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堤也在其中。他切身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教育 情形，在家书中发出了 "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 育”的沉痛感慨。³⁴

对清帝国来说，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笼络知识分 子的手段。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 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通过不断生产流水线式的所谓"人才"来维护政权的 稳定。废除科举，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立国之术已经破产，也意味着清帝国的传 统统治模式走到了尽头。

1897年前后的四川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和西学， 无不欢欣鼓舞；1907年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却是掩鼻而 走。同一个吴庆抵，在1897年被视为维新派，在1907年却被当成了顽固派。这 变化的背后，是时代变了，针对清廷的情感认同也变了。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知识分子。 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便是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 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吴庆纸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他 开始意识到清廷必须改革，且这改革必须要以西学为核心内容。

至于元代，开科取士不过是走个形式，可参考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的说法： "（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 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3

吴颇有胆识，也有执行力。到了四川后，便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 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 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 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 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 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 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 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与 此同时，吴也高度重视给学生们“正心术"。在他看来，八股之学最垃圾，西 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

再看宋朝。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 "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2

此时的吴庆抵，深受四川学子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