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1899年：底层社会全面失序

拳会异变，我们的菩萨不灵

不过，在责备"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 子”时，还须注意社会失序，也就是畸形的司法制度，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实

正因为结社自救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所以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 最初参与者，往往是基层社会中那些有家有产之人。

西方学者并不讳言梅花拳、大刀会这类组织起源于"教民与非教民的冲 突”，也不讳言这些冲突与“干预词讼” 一事关系甚大。比如德国学者狄德满 (Rolf Gerhard Tiedemann )认为："传教士成功地干预地方争端为教会获得了 许多新的信徒，但有时也转而使反教冲突层见迭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抗 也是对传教士扰乱了地方社会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反应。” 6七次 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也如此描述 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的情形：“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 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7柯文则认为：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对当 地的政治和司法进行广泛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 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倚仗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 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8 • •、

比如在山东威县张家屯，全村共计186户800多口人，有104户参加了梅花 拳，占到了全村户数的近六成。其中，村里可算富户者13户（人均拥有土地 20亩以上），有11户加入了梅花拳；可算贫穷户者26户（人均拥有土地1亩以 下），却只有8户参加了梅花拳。其领袖人物张汉，拥有的土地达到了 110亩之 多，在当地的声望也远远超过了同支的赵三多（尽管赵三多在后世的历史叙述 中远比张汉知名）。"

教）。但当1896年四五月间大刀会与教民冲突激化时，曹县地方官选择以宴会 的形式对刘士端进行诱捕，然后将其杀死。¹¹

以义和团极为繁盛的煽动为例。整个19世纪90年代，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在 颤颤巍巍地走钢丝。他们既想维持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也就是为朝廷实现 有效汲取），又想保住个人的仕途，不愿与教民和传教士发生冲突。所以，他 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鼓励。希望大刀会 等民间自救组织能展示实力，让传教H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二是杀戮。 冲突激化时，就把大刀会等民间自救组织的领袖抓起来，作为给传教士的一种 交代，以消弭教案。曹县大刀会领袖刘士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刘士端曾协‘ 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获得官方表彰（岳二米子为自保，选择了入

《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于1899年春出台后，类似的情况变得更加常 见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奏折中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 间的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不过，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 的源头，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¹²

从19世纪60年代开城，教案中常可见到以“羊叫"喻“洋教”的内容。教 民见该屠夫在肉摊上挂羊头，而将之告上衙门，使其吃尽苦头，显然是自以往 的教案中得到了 "启发"。地方官无视屠夫的行为完全正当，一味偏袒教民， 则是因为他不愿惹事，不愿损害自己的顶戴前程。这种偏袒，反馈到其他教民 那里，便成了一种对人性的考验。反馈到非教民那里，则是催生出大刀会、梅 花拳、义和拳等民间自救组织（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被清廷认定为 非法组织的社团如白莲教等，为寻求庇护也会选择加入教会。而在某些传教士 看来，“白莲教的成员多是乡村中的好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优秀分子” i。）。

尽管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 官府盘剥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在一桩具体的冲突中，要评判 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容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义和团早期组织”， 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晚清底层社会的失序也是如此。权力结构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无论传 教士对教民如何做慎重筛选，无论地方官如何与传教士密切沟通，都已无济于 事。民教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有缺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考验人性。面对 可以轻松获取的利益(与非破民打官司)，一个人即便从无作奸犯科的历史， 也很有可能会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但在1899—1900年，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北方大旱。饥饿刺激 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再就是《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地方 官员在面对民教冲突时，对教民的偏袒愈加严重，愿意暗中支持梅花拳与大刀 会这类江湖自救组织的地方官员越来越少，刻意制造的民教官司则越来越多。

制度上的缺陷无法依赖人事上的努力来弥补。

影响所及，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领导者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有家有业的士绅富户最先觉察到政策的变化，意识到继续掌控拳会进行活 动所要承担的风险，已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于是，他们渐渐放弃了对拳 会的控制权。此外，士绅富户们不愿意离乡也不愿抢掠，而加入拳会寻求救济 的灾民日复一日增多。救济同人变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这也在促使士绅富户们 或主动或被动,让出拳会的主导权。

江湖自救，遍地皆是刀会与拳会

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 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 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 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 “洋”谐音。一场混战之 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9

比如，1896年，江苏扬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忍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 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葛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 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痛抗。"再比如，］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 袖赵三多，介入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之中，其目的是从教民手 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M这些拳民使用的手段可能是愚昧的（比如求助于鬼神， 相信刀枪不入），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愚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比如，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对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 突，有颇多考据与勾勒，其中提及：

庙堂已然全面失职，江湖只能结社自救。

际上形同在考验人性，而人性是最经不住考验的。那些后来成为"不守法分 子”的教民，并不一定在入教时就已经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坏的制 度诱惑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约束坏人成为好人。不能简单地以普通百姓入 教后的行为，去反推他们入教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