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1899年：底层社会全面失序

老太后之所以看中拳民，是因为她此时亟欲利用民意向洋人发难，以展示 自己的强硬实力。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黜光绪皇帝，重臣疆吏则“挟洋自 重”，拿列强的保守立场来阻止慈禧（各国均不愿清廷出现政治上的大动荡， 担心这种动荡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且列强也确实大多对光绪抱持着好感 （光绪皇帝在19世纪90年代学习英语，长期阅读广学会等传教士文化机构出版 的西学书籍，给西方世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慈禧对列强的不满已非常严 重，但又不敢以正规军与列强公开决裂，遂动了利用义和团的"民心"来打击 列强的念头。

这种失衡与崩溃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是这样的：一、地方官员希望保住 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诉讼，他们往往倾向于袒护教民，避免 与传教士发生冲突。至于究竟是教民占理还是非教民占理，并不重要。二、传 教士希望收获更多的教徒，也多见识过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诉讼中，他们因无 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传教士有意 袒护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三、底层民众至少可区分为三类人：第一类， 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层治理的人（比如饥荒、疾病、贫困），而选择投入传 教士的怀抱。第二类，游民、地痞之类人物，见识了教民所享有的诉讼特权 后，为谋利而入教。第三类，自身利益与传统乡村秩序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富 户、平民，选择入教对他们而言有困难，但又不愿忍受来自第二类人的敲诈勒 索，于是组织拳会、刀会之类团体相对抗。

随后发生的，便是远甚于"庚申之变”的"庚子之变"。最后，为了与列 强议和，慈禧又选择了抛弃和清算义和团。

这种做法，只一味向地方官员施压，而无力从司法文明与条约外交层面去 解决问题-—这种无力既是认知层面的（不懂近代司法文明），也是利益层面 的（司法权的改革会造成清廷的传统统治秩序的动荡），更是实力层面的（清 廷无力让列强坐到谈判桌前平等商谈）--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地方权力体 系的失衡，与底层治理秩序的崩溃。

这种抛弃与清算，在1901年深入到了整个中国北部。山西太原乡绅刘大 鹏，闹义和团时正在太谷县南席村的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这部日 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清廷对拳民们的迫害--其形式可谓多种多样。试举 两例说明：

取而代之的，是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 类无业游民，渐渐成了拳会的新领袖。姚文起四处流浪为生，有一手烧窑的技 术，人称“姚（窑）师傅”。他一再鼓动赵三多举旗，赵也因为介入梨园屯事 件，感觉进退皆不得解脱，倾向于举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业的领袖人物俱 不赞同，要求赵另立名号，不许使用梅花拳名义，赵遂改用"义和拳” I6。朱红 灯也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游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的《济南府禀》里 说："朱红等，籍隶泗水，家无亲属，只身游荡。" 0心诚和尚又名本明和尚， 原是高唐人，因家中贫困，幼年即被父母送到禹城的寺庙做和尚，成年后四处 游方，去过北京，后长期在济南活动。I8于清水家中仅二亩半地，以给人扛活为 生，后来把二亩地卖了，“又做小买卖，卖过醋，没爷没娘，有些流氓” I%曹 福田“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 2。。张德成则以操舟为生，"往来玉河、西 河间” 2\

至于这两项好处会给底层秩序带来怎样的动荡，清廷中枢已无暇在意。毕 竟，就巩固政权而言，消弭与列强的冲突，远比向底层民众提供稳定的秩序来 得重要。

主导者变了，拳会组织的性质自然也要变。

驻华公使处，进而演变为外交问题；二、将处理民教冲突的主要责任下放给地 方官员，赋予传教士进入地方官府、与地方官员直接交涉的特权，避免民教冲 突动辄被捅到总理衙门，进而演变成清廷中枢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对垒。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虽然他们喊出过"兴清灭洋”这样的 口号，但那只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 的研究发现：“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 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 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2之所以只针对本国教民，或许是因为多年的斗争经， 验让拳民很清楚一件事情：伤害洋人必然惹来官府和官军。不去扒铁路和电报

嗣后遇有拆堂杀教之案，除有心故纵以致酿成巨案者，应由臣部酌量案 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 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自系办理不善，应照 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议，以降二级留任，俾示惩儆。⁵

一、山西春荒，地方政府重点赈济教民，不管那些不人教的平民。1901年4 月16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 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 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普降甘霖乎。" * ♦

其实，在《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之前，清廷为了消弭教案，已 经针对地方官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1896年5月，总理衙门曾拟定过 一项办法，并得到了光绪皇帝朱批允准实施。该办法规定：

二、地方官员到处捉拿拳民，一味听从教民的指控，并不细查被捉者是否 真参加过义和团。1901年5月21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徐沟及太谷

对于《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清廷中枢怀有两重期望：一、缓和与' 传教士（主要是法国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民教冲突动辄被捅到各国

线，则是因为这些东西无法拿来吃喝，无助于解决拳民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 而且，这种“理性”确实有效。1899年底，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 镇压团民。朝廷却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 进剿，慎防酿成民变2，若拳民们的暴力已然指向了洋人，朝廷断不会有这样的 电报给袁世凯。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教民与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俱受文明 司法的庇护。可惜的是，清廷既无司法文明，又为了自身利益（非国家利益） 而在司法操作中将教民与非教民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其结果便是社会失序， 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选择投入江湖的怀抱。义和团的前身--各种名目的民间 拳会，如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等，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与 清廷庙堂的这种失职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清廷中枢明了这一切，但“两害相 权取其轻”，又于1899年出台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赋予传教士与 清廷地方官相似的地位，使之拥有了介入地方诉讼的合法权力。，

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组织源头是反朝廷的秘密组 织，这种手段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扛着“兴清灭洋“ 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不久，他们便进人慈禧太后的视 野，获允涌入京城。

换言之，在列强与传教士进入之前，清廷是一个典型的秦制国家，其基层 治理虽无公正可言，却有一种奇特的"公平"。所有民众，无论贫富，若无体 制内背景，无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压榨的对象，官僚系统无司法文明可言，但 在裁断纷争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种"公平"，为基层权力的运作带来 了稳定。传教士进入清廷的底层社会之后，对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战，酿 成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了列强将司法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的机会。清廷力 不能敌，一再以赔款道歉、开放口岸了结。为回避教案，以往那种“无公正可 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诉讼中拥有了针对非教民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