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1895年：朝野反思甲午之败

江湖之远也是如此。受甲午年战事惨败震动的主要是士绅群体。这个群体 在1895年的唯一共识，或许只有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30年洋务自强的否定。批 评与否定之外，比如接下来的改革将往何处去，多数人一片茫然。

这封信约写于1872年前后（因信中提及幼童留美），及至甲午惨败，时间 已过去了20余年。除了有限的几家官办洋务企业之外，中国的工商业几乎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朝廷的取才方向与教育制度也完全没有改变，仍然“藏身 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李鸿章不断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津沽铁路 的专业技术人员向朝廷请赏，但要让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摆脱文辞与经义，鼓励 他们将才智投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去，这种个案性质的请赏再多，也是无济 于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场从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不难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对洋务自强改革的反思--"其扼要处，实在

函中的"郭、曾、薛三日记”，分别指郭嵩煮、曾纪泽与薛福成在出使西 方期间，遵从朝廷要求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须上交总理衙门，供中枢重臣们 了解、体察“夷情"。李鸿章虽未进入总理衙门或军机处，但他是清廷倚重以 办理洋务的要员，也有资格阅读到这些日记。在给吴汝纶的信函中，李鸿章说 自己读这三人的日记，颇得西人立国政教的“涯略"（概况），即是指此。李 又说西行亲自观摩后，发现“所见过于所闻"，言下之意自然是高度认同郭、 曾、薛的日记。

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 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 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与薛福成的认知高度一致。两 人都意识到了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以求多财）之外，还需要实施更要紧的政治 改革（上下一心）。这种相似，或许是因为在三部日记里，薛福成的日记最晚 出，距甲午年也最近。对正在反思甲午之败的李鸿章而言，印象也就更为深刻 一些。

这封私人信函，道尽了李鸿章甲午年之前与甲午年之后的思想依归。

李鸿章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没有在信函中说要如何做才能实现上下一 心。但在郭、曾、薛三人的日记里，这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将 清廷变成一个"君民共主之国"。

再后来，薛福成又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还见到发达的 女子教育和聋哑人福利教育，并获知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 律的惩罚。参观学校时，薛福成又惊讶地发现“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 有饭厅"。如此种种，让他感慨万千。光绪十八年（ 1892）七月十八日，薛福 成在日记中发出了 “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 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 32的赞叹。而在20年前，也就是1872年，陈兰 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 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福成定性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他深深地忧虑这 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

（ 1890）三月十三日，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 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 夷，然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到的技术回来，向中国 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 查洋人之所短可也” "。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 公使陈兰彬，以及随郭嵩煮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 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煮的言论没错，但薛福成仍持一种保守的 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薛福成亲至欧洲数月之后即烟消云散一一光绪十六年

20年前的文章，与20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 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西人）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 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 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 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 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26

严复撰文挑战皇权的神圣地位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并访问欧美诸国。他对清廷30年自强改革的反 思，又有了一番更深刻的领悟。在给友人吴汝纶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庙堂之上，奕访、光绪片李鸿章对甲午战事惨败的反思不过是个案，催生 不出改革共识。这一点，从光绪欣赏的胡烟某的改革奏折被许多人痛批、李鸿 章对改革的意见只能存身于私人书信，即不难看出。

李鸿章知道症结在于制度，但他无力推动制度改革。毕竟，对皇权来说， 科举取士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统治术。朱元璋当年就说过，“柔天下"之法莫过 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 的作用，正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益

1890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至1894年5月（也 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任满回国。出国之前，薛福成对郭嵩煮是有意见的，

再然后，薛福成在呈递给清廷的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里，开始集中呼 吁两件事情：一、经济上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薛发出 了 "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他说,大清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 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 "，清朝的知识分子没 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 必须要走的。二、政治上须“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不能只知道买枪买船建 兵工厂。这种制度建设有"五大端”（也就是五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通 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 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 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 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 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 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 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

曾纪泽继郭嵩煮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后，多次前往英国上下议院旁听议 事的整个流程，还曾前往拜会法国上下议院的领袖，了解法国政府内部的权力 制衡。他后来在给友人丁日昌的书信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 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 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3。有了郭嵩煮的前车之鉴，曾纪泽呈 递给朝廷的日记，内容尺度已远小于他的私人信函，他选择将自己的愤懑与艳 羡藏了起来。即便如此，其日记中那些不带主观评价的客观描述，仍使许多人 如坐针毡。

薛福成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 光绪十八年（ 1892）五月十三日的日记里，薛福成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 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福成敏锐地觉察到，这 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 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 贤”。他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有恒产 即有恒心。”36

郭嵩煮是清廷外派使节的拓荒者，也是晚清士绅中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27。他于19世纪70年代出使欧洲，凭着亲眼所见，在日记中赞叹英国“国 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²⁸,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 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结果引来朝野上下的集体攻击，成了 "京师所同指目 为汉奸之人" ²⁹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