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1895年：朝野反思甲午之败
希望“志士仁人"努力去做陈涉与杨玄感的谭嗣同，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位 "志士仁人"。1896年，当愿做时代变革垫脚石的他，遇上了正在宣扬“保中 国不保大清""理念的康有为，立即便怀着“以供圣人之驱除"的心态，对康执 弟子之礼。1897年，谭嗣同又动用自己和好友唐才常的关系，帮助康党集体进 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这意味着，在针对甲午之败的反思里， 已有部分知识分子，将清廷视作了革命对象。59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 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藉种也，其心则禽心 也，其俗则蠹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 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 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 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成吉思汗之乱 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 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 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 莫不如是……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日： 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吾愿华人，勿复 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为示负责与变革，清廷中枢在甲午之战后进行了大换血。原军机大臣兼总 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称病告退，吏部左侍郎徐用仪也被逐出军机处与 总理衙门。启用了恭亲王奕诉，以及翁同解、李鸿藻、奕勘、荣禄、刚毅、张 荫桓等人。
《仁学》写于1896—1897年，正是谭嗣同于甲午之败后“绕屋彷徨"痛定 思痛的产物。康熙、乾隆这些从前的“圣主"，在如今的谭嗣同眼里已成了 “客帝”和"贱类"，是凭着"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的大盗。s6具体到甲， 午之败，谭的感受是清廷宁愿承受前所未有的城下之盟，也绝不愿放手让民众
光绪认同改革唯有"仿行西法"
拥有"战守之权”：
自甲午之败开始，谭嗣同再也没有信心继续阐述中国之"道"比西方更为 优越。他转而承认"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 52,主张"尽变西法"。 在《仁学》中，谭重新界定了 “君民关系”，对维系中国传统帝制主朝统治的 "圣人之道"发出了尖锐挑战：
次日，李鸿章单独觐见光绪皇帝，接受奉旨议和的全权敕书。觐见中， 李向光绪皇帝转述了美国驻华大使给中国的建议："修铁路、开矿、经营企 业、办银行”，请求皇帝下定决心改革自强。光绪认同李鸿章的这些意见，对 他说：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 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53
"西化"则往往是指接受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生活方式。
谭还说，既然君与臣都是为民办事之人，如果出现君王以天下为其私产，视 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的情况，则民众必然不会再爱这被君主变为私产之国：
这场惨败，逼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各自反思。
东事亟时，（清廷）决不肯假民以为战守之权，且日"宁为怀、愍、徽、 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 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立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说：甲午战前的中国仍在坚持用并不存 在的、幻想出来的强大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 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一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 国，是世界的中心”。然后，甲午年惨败于日本之后，"它就不得不从傲慢的 梦中惊醒” o <sup>1</sup>
谭的这种观感并非无的放矢。前文曾言及，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就光绪下发 的改革奏折回复意见时，即明白说出过"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 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这样剖析利害极为赤裸的言语。谭希望“志士仁人”少 谈点华盛顿和拿破仑，要有去做陈涉、杨玄感的觉悟，其实就已隐隐伏下了他 在戊戌年毅然牺牲的命运脉络--陈涉首揭义旗讨伐暴秦，杨玄感率先起事反 抗暴隋，他们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序幕，然后死于变革完成之前。
1895年是个前所未有的反思之年。
恭亲王口中的"西化”与今人所谓“西化”，含义或许存在着一些微妙的 区别。陈旭麓认为，奕诉口中的这个"化”字，"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 的” 3,也就是承认晚清自强改革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太有限，还不够。今人讲
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民既撰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 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sup>2</sup>
谭的政治立场，也自此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成了反对者。在《仁学》 中，他追溯往事，激烈抨击清王朝的建立纯粹依赖血腥与暴力：
"庙堂之高"的反思，从承认战败，决定派李鸿章前往日本求和的那一 刻，就已正式开始。1895年3月7日，担任军机大臣并执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 诉，率军机处公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