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861年：改革始于人事更迭

随书稿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信。冯桂芬在信中说，他感谢曾国藩欲招揽自 己进入幕府的美意，但自己身体衰弱，“疡生于项”，缠绵病榻无法启程。等 病好之后，定会乘坐“飞轮"前去拜谒。此次寄信，冯桂芬奉上一部《校邠庐 抗议》初稿。他说这是自己养病期间整理幸存旧作编辑而成，如果曾国藩读了 之后“不以为巨谬"，觉得这书多少有些价值，“敢乞赐之弁言"，希望曾能 为这本书写篇序言。如此，自己也算是“托青云而显"，会感到非常荣幸。2。

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连根拔起，奕祈与慈安、慈禧两太后成了最 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人事的巨大更迭，让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都有了改弦更 张的空间。奕诉主持下的总理衙门，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晚清改革的中枢。

奕诉艰难创设总理衙门

不过，这只是若干年后回顾往事时，才会赋予总理衙门的一种历史意义。 对那些活跃于1861年的当事人而言，总理衙门的成立不过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屈 辱性让步。那时节，从庙堂到民间，鲜少有人胆敢明言要向洋人学习，“以 夏制夷"才是最主流的声音--冯桂芬的故事，有助于我们具象地体察到这 一点。

1860年12月，恭亲王奕诉终于自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要求入宫觐 见皇帝的保证。但咸丰对保证心存疑虑，坚持留在承德避暑山庄，不肯回京。 新条约已经生效，核心利益已经到手，英、法两国也无意激化与咸丰皇帝的冲 突。1861年1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让他不必再向清廷提出面见皇 帝亲呈国书的要求，只需清廷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随后，其他国家 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冯桂芬深埋改革主张

接到咸丰的批复，奕诉又回奏说：“通商"之事，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 专员负责办理，在京城再设衙门没有必要；而且"该夷虽惟利是图，而外貌总 以官体自居，不再自认通商，防我轻视”。洋人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本国政 府，不是民间商人，我们设“通商衙门”，他们肯定不愿前来对接。所以“拟

如此这般，咸丰只能批复同意。但他在批复中，将新机构的名字改成了 "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增入"通商"二字，实有限制新机构权力范围 的用意。奕诉的奏折里说威妥玛对撤军有很深的疑虑，又说威妥玛对新机构 很感兴趣且很愿意与新机构打交道，还“断不敢另有枝节"。这些话，既让 咸丰感到新机构不能不设，也让他感觉到新机构存在挟洋自重、尾大不掉的 危险。

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同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这其实 是再次抬出洋人来压制咸丰。看了奕遍的回奏，咸丰只好再次批复“依议”。¹⁸

奕诉在奏折里说：之前各国之事，都是由外省督抚上报，然后汇总到军机 处。近年来外国事务繁多，尤其是外国公使驻京之后，若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对接，“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6。奕诉还说，英使威妥玛来京， 声称很担心英军自天津撤走后条约的落实会出问题，“臣等相机开导，以释其 疑”。拿什么开导、劝说威妥玛放下疑虑？就是向他透露口风，说清廷计划 "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奕诉告诉咸丰，威妥玛听到这个消 息非常高兴，“该公使闻之，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 不办，不得已而来京。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天朝 既不漠视，外国断不敢另有枝节等语”"。

“通商”二字虽去，咸丰防范总理衙门权力过大的戒心仍在。于是，当奕 诉奏请"事宜机密者，即令各该大臣、将军、督抚、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径咨 总理衙门"，希望遇上重大机密事件时，流程上一面奏报皇帝，一面提交到总 理衙门寻求咨询。咸丰的批复却是"各省机密事件，应照例奏而不咨，如事关 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着毋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 理衙门，以归划一”。咸丰驳回了奕诉的建议，命各省继续按惯例只向皇帝奏 报机密事件，不必送总理衙门寻求咨询，只在需要总理衙门参与时，再由军机 处抄录知会。2

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二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 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0

1861年，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收到了一部自上海寄来的书稿。

英法联军走了之后，咸丰皇帝仍不愿返回北京。他担心洋人只是暂时退 去，洋使节欲以鞠躬之礼谒见自己并亲递国书的念头并没有打消。在诏书里， 皇帝勒令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想办法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性。皇帝威胁说，如果 銮驾回京后洋人又跑来要求觐见，那就别怪他追究谈判大臣们的责任：

寄书者正是冯桂芬。他是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1840年科考一甲二名 进士，也就是俗称的“榜眼” o授职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理团练。冯比曾大 两岁，早年做京官时，二人似已相识。

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 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9

原本，英法联军初来时，奕］斤与其兄咸丰皇帝一样，也是主战派阵营里的 一员。可惜现实无情，清军一触即溃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 了北京城，留给奕诉的只有城下之盟。签《北京条约》时，奕诉的内心非常忐 忑，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 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 %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有一些意 外。在给咸丰的汇报奏折里，他说这些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 \并 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九“驯顺、驯服”这 些字眼，自然是在迎合咸丰的立场。不再坚持消灭洋人，则显示奕诉对条约外 交多少已有了一些正面看法，这也是他主张设立新机构来处理洋务的一个重要 原因。

咸丰的批复目的明确。他不让总理衙门与地方督抚直接对接，不赋予总理 衙门在重大政务上以决策权，只允许它成为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是因为他不 能容忍皇权被总理衙门瓜分。

洋人们也可以不再执着于觐见咸丰，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夷"字带有侮辱 性含义，已不再愿意与"抚夷局”之类的机构交涉。负责办理善后事宜的奕诉 等人，只好上奏请求另设新机构来处理这些事。总理衙门遂应运而生。

皇权对总理衙门的庆制没能维持太久。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死在热河， 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 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很快被恭亲王奕诉联手慈安、慈禧 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突袭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载垣、端华被勒令 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皇帝可以躲在热河，但外交仍需有人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