秭归何时归
长沙，对于当时的北方人就是荒凉死亡的代名词。这里是未被开发的蛮荒之野，多雨潮湿的气候在蚕食着这位文人的生命。在湘江之畔，想起百年前一位以身殉国的伟大诗人，怎能不勾起贾谊触景伤怀的心情，吊屈原赋中写道：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消息传到屈原那里，在五月五日这天，满头白发的诗人走到汨罗江畔，对着故都方向遥遥一拜。这一拜，包含着多少悲愤，多少眷恋，多少理想？那时，理想多么美好，雄姿英发的诗人多么风流倜傥，潇洒欢快！这一拜之后，活着的屈原已经死了，可即将逝去的屈原却一直活着，永远的活着。
三、文士之殇
文学，从来不是古代文人的第一目标。文人志士追求的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张载曾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想法才是他们的目标，而他们也一直在前赴后继的奔波忙碌，可现实总是与理想相去甚远。
千古名篇，听起来多么的令人自豪，可未必是作者可以欢乐的事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作为也”这些文学家总是带有理想，而政治家总是富于现实；文学家走的是正直勇敢前行的路途，政治家走的是权谋妥协的路途；文学家写的是文士之心，政治家写的是厚黑之学。二者差别太大，实是难以兼容。也许正因不平之气存于心，身遭横祸，见惯了世态炎凉，没有了阿谀奉承，文士们才能洗尽铅华，将不得与人言的一腔悲愤倾注于文笔，才有了震烁古今的名篇。而名篇之所以有名，也因了文章背后那一段段心酸的往事，令人难以忘怀，悲恻莫名。
后人路过长沙总要来凭吊一番，为了祭奠所有伟大理想，为了祭奠自己心中那份感同身受的文士之殇。但后人总是习惯哀痛于历史的悲剧，人物的苦难，却又无人引以为鉴，让相同的悲剧一次次上演，让历史停留在“一纸空文”成了闲散消遣的言情剧。正如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一纸诏书付西来，又一次的打击重重的锤在心上。突然想起万历十五年中的一段话：“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的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这话，读来多少令人心碎，一片悲凉意起在胸口，让人憋忍难以承受。人是不是一定要输给命运，多少的愁苦都得让正直之士去承担，弄权之人却依旧不倒，依然吸附在摇摇欲坠的帝国。
屈原走了，带着三闾大夫的官职奔向汉北，路上又会有多少不眠之夜在等待着诗人的到来？
屈原身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离骚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为培养国家后备人材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了一批人，但屈原所不曾了解的是这些宗族的孩子们代表的是贵族们穷奢极欲的利益，即便教育出来也是他以后的敌人。自己辛苦几年的成果却成了以后反对屈原的中坚力量，这样的痛苦又去与谁来倾诉，无与人言，满腔热血激愤化作千古流传的诗篇，却又感动了万千士子之心。正如鲁迅的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即便这个世界黑暗，即便痛苦的让人辗转反侧，我也要用我的鲜血铺出一条忠贞之路。
怀王二十七年起，秦国对楚国接连进攻，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怀王三十年，秦国已占领楚国北部的八座城池。怀王早已丧失了当年的进取之心，只希望秦军不要继续南下就已经感谢祖先保佑了。忽然间接到秦王的来信，请他到秦国武关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怀王犹豫不决：要不去，只怕秦军继续进攻；要去呢，又怕秦国心怀叵测。
屈原生的伟大，死后哀荣，却未得其所。而百年之后有一位相同经历的文士，第一次开启了这条祭奠之路。
贾谊，雒阳（今河南洛阳）人。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第一次将二人放在同等地位来记述。年轻而有才气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傲气，贾谊同样如此。年仅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闻名郡中，在太守吴廷尉的引荐下，被文帝召为博士。想来此刻贾谊的心中满是为国尽忠，建功立业的执念。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才高气盛的青年男子，无所顾忌的表现着自己令人惭愧、嫉妒、羡慕的才华“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
如果此时汉文帝能够将贾谊的升官之路缓一缓，使之有所收敛，或许贾谊受到的诬陷攻击就少很多，仕途也会长久。不过，汉文帝此时正是新皇登基，权力未稳急于掌权的时刻，一年之中使贾谊官至太中大夫。本已令人眼红的才气骤然加之以高位，可谓红得发紫。过犹不及的道理对于当时的贾谊或许还未曾注意，但新皇的赏识却实实在在激发了他为国出力的热情，可是他不知道他政策每成功实施一项，都会使他的敌人队伍变得愈加强大。
他提出了令他葬送前程的革新政治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艰难而缓慢的，激进的改革要么“出师未捷身先死”要么伴随着顽固势力的阻挠而被复辟旧制。贾谊的政策是有利于新皇的，他是新皇掌权的前台助手，新皇想要拔苗助长将他提升为公卿，但顽固势力这次是不会轻易妥协的。周勃等老臣们集体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不得已只有依从，将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从青云直上到掉落凡间，时间太短暂了。这让一个心性未稳的青年去体验，残酷，无奈。对贾谊来说，天已崩塌，自己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笑话，以后的路途是迷茫而艰难的。于是，在屈原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蹒跚向长沙走去。他们都曾豪情满怀，而今却走得如此艰辛，冥冥之中汇聚到同一个地方排遣自己心中的伤感。
心怀叵测的子兰率先向怀王进言，说这是一次好机会，失去了就再也不会有。狼狈为奸，有子兰在前，必然会有靳尚附和，郑后糖衣毒药的美言。楚王终于走向了最后的不归路，入秦议和。
秦昭王见楚王入关，随即关闭武关，把楚怀王劫持到秦国咸阳，并以下国之礼待楚王，要挟割地结盟，楚怀王虽然昏庸无能，却也知道即便羞愤而死亦不会屈膝割地媾和。
面对这种局面，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自己掌握国政；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在齐国孟尝君的大力支持下，太子横得以回国，是为楚顷襄王。
三年后，怀王客死他乡。秦国把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虽然楚怀王所作所为不值得称道，但在坚守寸土不失的信念上却没有屈服过。德才不足而身居高位，是怀王的错还是楚国的悲哀？没有了君王的风采，只留下了历史的尘埃。
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又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屈原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暗中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