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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