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八九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妻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一九九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蜒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这段时间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栋破旧的阁楼上过我的日子，窗外汽车喇叭声不断，窗内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间，白天读书、会友、搓麻将，夜里写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门，做了江苏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必天天去上班了。我喜欢这种平淡随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唤，我就等着，假如没有更好的，这样也不错，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吧。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我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