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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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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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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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