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同恋现象

著名的金西调查规模宏大，方法比较可靠，是权威性极高的数据。金西指出：“对发生率的估计可以有天壤之别。许多人认为，同性性行为者少而又少，除了在医院里，人们常常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但许多自己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则说，与自己同样的人站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金西，第203页）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有人作过类似后者的估计，认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男性都有过同性性行为。当然，这一估计仅仅出自被调查者的个人感觉，是不可靠的。

金西调查对仅仅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和绝对同性恋者作了明确的区分，并给出了这两种人在人口中所站比例的可靠数据。他指出：青春期开始之后的白人男性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有百分之四的人终生只有同性性行为（绝对同性性行为者）。此外，少年组的百分之六十和青年男子组的百分之四十八，在少年期曾参与过同性恋活动。（金西，第211－213页）在去除金西样本中教育程度偏低及有过入狱经历的个案偏多的偏差因素之后“估计全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这或许是今后很长一断时间内我们能得到的最佳估计。”（盖格农，第12章）

（2）在这些社会中，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

（3）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长同性恋倾向；

（4）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回产生同性恋亚文化；

（5）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

（6）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相似的性关系连续体，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种类齐全。作者认为，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怀特姆，1983年）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现象

同性恋行为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活动；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虽然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19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创造出同性恋这一概念。今天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英文写作ho摸sexuality。ho摸这一词根的本意是希腊文“同样”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sulture），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都热衷于这个题目，对此作过大量研究。

仅从1898年到1908年间，关于同性恋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一千种以上，本世纪随后的80多年间，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就更多了。然而，在我国，除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一些零星文章，竟没有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专著，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事情。作为国内社会学对同性恋现象的首次尝试，我们不能不感到责任重大。

为什么要研究一种仅属于人口中一小群人的亚文化呢？

凯查多利在人类性行为基础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同性恋者当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有无知无识的人，既有有权的人也有无权的人，既有聪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个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当中。”（凯查多利，第329页）

早在概率统计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之前，就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对同性恋行为在人群中的发生率以及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作过多种估计。

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始人“第三性”理论的首创者和最早对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郝兹菲尔德的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站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葛理士在1936年估计，当时英国的同性恋者约站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同年，特曼和米尔斯估计，同性恋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百分之四。1947年，麦克法兰估计全美国的同性恋发生率约为百分之六。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了高得多的发生率。汉米尔顿在1929年发现，18岁以上的人群中，同性恋发生率为百分之十七。拉姆齐在1943年发现，高中生中的同性恋发生率为百分之三十。辛格在1947年提出，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百分之二十七。此外，据不少军医和军队心理医生估计，军人中的发生率达百分之十或更高。我们怀疑，这些比例过高的“发生率”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在人群中所站的比例，而不少觉得终生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站的比例。贝尔的调查就明确声明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所站比例，在他所调查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在十九岁以前有过同性恋经历。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莫大于文化上的差异。社会学反对文化中心主义，而持如下观点：各种文化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产生，人在其中，有出生死亡，有婚丧嫁娶，有前因后果，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不可以认为，一些人所属的文化高级，另一些人所属所文化低级；毋宁说，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活法。对于同性恋这一亚文化，也应当如此看待。

其次，如果同性恋行为并不普遍，其他动物中没有这种现象，在人类中也只是极个别人才有，那么，研究它就不是十分有意义了。“但是如果我们证明，它不仅是人类性活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哺乳动物界中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金西：第199－200页）。

动物学研究发现，许多灵长类动物，如猕猴、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为。有人以此为据提出，人类的同性性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违法自然的。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不少灵长类动物中的同性性行为，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而在于以这种动作表示自身对对象的统治地位，或者是以同对象加强联系为其目的的。

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者虽然在整个人口中站少数，但其绝对数量并不少。怀特姆在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曾得出下列重要结论：

（1）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