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全面求和

“是、是！”挂断电话，这潘经理心想，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销”美金储蓄券”唯恐销行不尽；何以对”黄金储蓄券”竟似不愿多销？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法币日益贬值，倒不知收买”黄金储蓄券”保值为妙。

这样一盘算，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将分销各处的”黄金储蓄券”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特行报备。”没有几天，财政部正式公告，调整黄金储券价格。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发了一笔大财。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这天周末中午餐会，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仆人密语，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500两，转眼之间，可净赚黄金170两。

170两黄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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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当然，有许多事业上的，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平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金雄白只说：“就是停刊辞上的那些话。”

停刊辞上的话，有几句的弦外余音，耐人寻味，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国家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大动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报停刊之前，到达浙东淳安；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而平报迟不停，早不停，恰于此时停刊，其中定有关联，已决定采取行动，要求金雄白解释——解释得不够圆满，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

得到这个消息，金雄白又惊又喜；但亦不无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溽暑之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有必要吗？如说指挥策应，仅有电台可用；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于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两名佣人以外，其余是顾嘉棠、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遥为指挥，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果然有段内幕。

民国34年夏天，财政部决定调整”黄金储蓄券”的价格。原定的办法是，存入法币两万元，期满取黄金一两；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两三万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但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消息灵通；或者脑筋灵活，仍旧大发利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垂询一事；谈完了，部长问道：“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经理随口回答。

“你查一查，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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