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

阳秋萍说：“舒通会编，就让他编。”

通哥说：“试试，我试试”

李书记说：“舒通，任务就交给你，公社就看你的表现了。”

通哥说：“我争取把任务完成好。李书记，我有个请求。宣传队排节目不比出工轻松，能不能宣传队的人白天只出上午工，下午休息，晚上排节目？不然，人受不了。”

说到俊叔，就没人答话了。俊叔是支书，大队电话装在他家里。我经常去俊叔家里玩，喜坨是我们的司令。我很少听见电话响过，也很少看见哪个打过电话。只有一回，三麻雀妈妈哭哭啼啼跑来，说快打个电话，要救护车，三麻雀得急症了。俊叔忙丢了烟屁股，使劲地摇电话把手，摇上几圈，就拿起听筒，喂喂的叫唤：“喂，喂，总机吗？”然后再摇，再喂喂叫喊。如此再三，才听得俊叔开始说话：“总机吗？请接公社卫生院！”

电话响起来，总不会是太好的事。要么就是公社开紧急会议，无非是中央又出问题了；要么就是哪个在外面的人得了急病，遇了车祸之类。乡下人没有天灾人祸，绝不会打电话的。

电话在乡里人脑子里是这么个玩意儿，通哥说自家是公社打电话找去的，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有人就开玩笑：“公社伙食好吗？是钵子饭吗？”

这话又把通哥惹火了。我们乡下，吃钵子饭，就是坐班房的意思。通哥脸红脖子粗：“哪个乱讲，我要骂娘了！”

六

“没犯法，公社请你去做客？”

通哥说：“哪个讲孔子是好人？我讲的？证明人在哪里？”

围着许多人，像看新媳妇。“是啊，哪个敢讲孔老二是好人？吃了豹子胆！”有人说。

“说我看流氓书，屁话！我看的小说，叫牛虻！”通哥说着，无意间瞟了我一眼。我脸上火辣辣的。

有人说：“我们只晓得流氓，没听说过牛氓。”

通哥并没有坐班房，福哥也没有上大学。听大人们说，通哥坏了福哥的事，福哥也坏了通哥的事。通哥肚子里书多，福哥家庭背景好。本来他们俩总有一个会上大学的，现在哪个也上不了。

不见通哥有什么不高兴，福哥也没有脾气。夜里宣传队在祠堂排节目，通哥和福哥都会去。通哥是宣传队的，福哥是看热闹的。福哥的口哨一年四季吹着革命现代京剧，宣传队却不要他。腊梅也夜夜去大队部看热闹，她喜欢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宣传队里也没有她。宣传队里，通哥是领头的，阳秋萍是主角。放暑假了，通哥白天打禾栽秧，晚上排节目。

祠堂里有个戏台，平日开会就是主席台，闲着不用就是我们小伢儿玩的地方。戏台两边各有一根大木柱，我们男伢儿显本事，总喜欢顺着柱子爬上爬下。经常有小伢儿从戏台上摔下来，直挺挺地躺在天井里。天井地面是青石板，人摔在上面头破血流。大人总是过了很久才晓得出事了，脸色铁青地跑进祠堂，哭喊着把小伢儿抱了回去。我们就不玩了，各自跑回家去。可是过不了几天，这个小伢儿又跑到戏台上打打闹闹来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摔死过，真是奇怪。老人家就说，祠堂本来供着祖宗牌位的，破四旧的时候被砸掉了。老祖宗不计较，照样保佑着子孙们。

公社李书记就在我们大队蹲点，住在腊梅家里。腊梅家是大队最穷的，她爸爸是个瘫子。上头下来的蹲点干部，专选家里穷的住，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腊梅的妈妈做得一手好菜，村里哪个屋里有红白喜事，都是她去掌勺。

有天夜里，公社李书记来到祠堂，召集宣传队的人说话：“你们村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公社是有名的。你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满足于只演革命现代京剧，要争取自编自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通哥笑笑，说：“什么牛氓？牛虻！你们天天看见牛氓，还不晓得什么是牛虻！”

“我们天天看见牛虻？在哪里？”

通哥说：“就是叮在牛背上吸血的麻蚊子！”

看热闹的人更加热闹了。“麻蚊子就麻蚊子嘛！麻蚊子有什么好看的？你不说看牛虻，只说看麻蚊子，公社哪会捉你去？”

通哥立即瞪圆了眼睛，说：“话要说清楚啊！我不是公社捉去的啊，我是公社打电话喊我去的啊！电话打到俊叔屋里，俊叔可以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