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

老人们都说，解放二十几年，村里就出了三个有名人物，幸福、舒通和腊梅。舒通领着宣传队跳舞跳到省里去了，腊梅一个女儿家开拖拉机了，幸福上大学了。

幸福是突然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他们全家人都说事先不晓得，原以为事情早就黄了。送幸福上大学那天，俊叔请了桌饭。公社李书记自然去了，俊叔还请了通哥和腊梅。俊叔敬着酒，老是讲：“李书记晓得，幸福也是才接到通知，原先早以为没有戏了。”李书记就应和说：“是是，都是县里定的。舒通你文化好，好好教书，今后县里召工，要是有机会，我推荐你。腊梅也是一样的，我也推荐！”

通哥越来越听出些味道来，就怀疑幸福上大学，肯定是搞了名堂。事先怕社员告状，就说幸福上不了大学了。快开学了，突然来了通知，哪个想告状也来不及了。通哥把眼睛藏在帽檐下面，偷偷儿看着酒桌上的人。他发现俊叔老是同李书记递眼色，李书记老是同腊梅递眼色，腊梅望着幸福和李书记就不自然，幸福老想同舒通说话却看不见他的眼睛。

这场饭局多年之后通哥同我说起过，我当时只是在家里听爸爸妈妈说到过幸福上大学的事。爸爸说俊生这个人也不是太坏，就是关键事上有些自私，幸福比舒通差远了，还送去上大学。妈妈说哪个当支书都会这样，有意见也没用。

李书记还没开口，腊梅早把这几天学到的一句话抛了出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通哥听了很不满，冲着腊梅说：“县里领导说你有开拖拉机的生活，你来编算了。”

腊梅脸落了个通红，白眼瞟着通哥。李书记批评通哥：“舒老师你要谦虚，腊梅的意见是对的。”

阳秋萍几乎不说话，通哥同大家商量会儿，叫她怎么跳，她就试着跳。跳过之后，她又坐在那里不动。我每天晚上都去看热闹，发现节目真的越改越不好看。有个动作是李书记的主意，让女儿家排成一排，侧着身子，手上下抽动，说这像插秧机。我看了怎么也觉得像开火车。

正月初三，县里来了辆大客车，把宣传队的人全部接走了，说是进省城汇报演出。腊梅没有去，她要开拖拉机。

大老官笑笑：“俊生同志，你是支书，不要有封建宗法思想。你们大队全是姓舒的，好坏你都得护着？说话结巴念书不结巴？鬼才相信！”

通哥不等大老官批评完，突然流畅地背起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大老官吃惊地望着通哥，点点头，说：“果然是怪事啊！好，你也算是知识分子吧，回乡知青。舒腊梅同志上来一下！”

台下叽叽喳喳起来，不明白大老官的意思。腊梅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昂首走上戏台。腊梅毕竟没上过台的，亮堂堂的灯光一照，手脚就没地方放了。

大老官说：“腊梅也是回乡知青，她学会了开拖拉机，以实际行动同农民群众相结合了。舒通，我看你是有才气的，这个插秧舞仍要上省里演出，但是要改，改成机械化插秧。”

正月初七，大客车把宣传队送回了村里。宣传队的人个个胸前戴着红花，喜气洋洋。原来，插秧舞跳得好，获奖了。通哥的帽子仍旧低低压在鼻子上，头昂得高高的。同样戴着大红花，偏是阳秋萍格外显眼。俊叔拍着通哥的肩膀：“舒通，你为我们大队争光了！”通哥昂着头说：“好节目走到哪里都是好节目！”

真是天大的喜事！整个正月间，村里人都在说这件事，越说越神。有人甚至说，弄不好这个节目会上北京去演，哪天让通哥他们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都说不定。这些话传到别的地方，都是说周总理接见通哥他们了。

我总觉得原先那个插秧舞好看些，就偷偷儿问通哥：“插秧舞丑死人了，还戴大红花？”

“那个大老官，他晓得个屁！”通哥说着，取下帽子，哈哈大笑。我不晓得他笑什么，听他骂大老官，有些害怕。

十三

“这个怎么改？”通哥问。

大老官说：“这个就不要问我了。舒腊梅同志是开拖拉机的，有这方面的生活，她配合你改吧。这是政治任务！”

大老官说完，扯着军大衣往胸前拢拢，下了戏台，走了。他刚要下楼梯，突然转身对通哥说：“你戴帽子的样子，像个二溜子！人民教师，不许这个样子！”

通哥在村里就有些抬不起头了。我父母辈以上的人几乎都不识字，但他们都会讲些广播里的话。他们说通哥现在是立功赎罪，以观后效。通哥成天也是罪人的样子，走路低着头。他以往都是高高昂着脑袋的，帽檐压着鼻子。他现在帽子也没压得那么低了，不然就是二溜子。正好很快学堂放寒假了，通哥天天同阳秋萍、腊梅几个人在祠堂改节目。腊梅的铁牛55天天停在祠堂门口。李书记不去公社，蹲在大队搞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节目是件大事，李书记晚上没事也在祠堂陪着。

几天几夜过去了，节目仍不让人满意。通哥说：“李书记，人插秧表演起来还好看，机械插秧，怎么表演呢？未必我们还要弄几台插秧机到戏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