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很感谢你，终于留下来，听我说这些。我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倒胡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地一吐为快？人，真是大怪物！

什么？我姥姥还在吗？不，不在了，她去世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亲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亲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亲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亲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亲认为，姥爷也属于一个冤案，她甚至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递到了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姥爷的名誉后来好像并未达到她预期的效果。不过，世道的变化，似乎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人们不会再因为所谓出身问题，或你父辈祖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歧视你了如果说，我们家原有的所谓“问题”里仍有让我们自己和某些外人牵挂的，那就是我的舅舅，不过那也逐渐不但不是一种锥心的耻辱与污点，反倒成了一种至少是有趣，乃至于值得重视的正面因素了

你听累了吗？今天你就在我这里歇吧你先洗个澡。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