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日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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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仅仅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