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
王跃文：是啊，你早些告诉我这个道理就好了。我去年突然犯了胃出血，差点儿就拜拜了。我想，这同我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口味太重，吃饭太快。
伊渡：其实，我是相信朱怀镜身上有你的影子的。单是工作经历，你们俩就很相像，都是先在县政府机关工作，再到省市政府机关工作。朱怀镜处事圆融、心思机敏、洞察秋毫，别人心里的秘密似乎都难在他的眼底遁形。他琢磨官场人物，从他们微妙的话语、语气，到不经意的形体动作，都能悟出深意；他对官场变化的直觉或预测，也如神机妙算；他有时会旁观似的看着官场龙争虎斗、刀光剑影，他不露声色，只独自闷在肚子里暗笑，发些机智幽默、愤世嫉俗的感叹。生活当中，你有这种本事吗？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很耐人寻味。这个结尾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用的那个词：恍惚。朱怀镜的恍惚只是一刹那，因为他马上明白了什么，所以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们，不烧香了。可是他真的不恍惚了吗？也许是更深意义上的恍惚吧。而读者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没有？好像也只有“恍惚”而已。而不管是恍惚还是明白，一切已经迟了。梵声高诵，香妹他们已经在佛前长跪不起了。
我读这段文字，不禁想起红楼梦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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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语村归结红楼梦”贾政接到家书，赦罪复职，心中喜欢，日夜趱行乘船往家中赶。行到一处地方，乍寒下雪，把船停在一个清静去处，自己在船中写家书。这时便见船头微微雪影里，贾宝玉光头赤脚，披着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并不言语，似喜似悲，随了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然后是三人中不知是谁在唱：“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这里贾政对宝玉的来龙去脉明白了没有呢，好像是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吗？又好像影子一样的恍惚。如同朱怀镜恍惚之中的明白，读者明白中的恍惚，影影绰绰，似有还无。
王跃文：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小说同红楼梦相比，那样简直唐突先贤。我心目中红楼梦是不可企及的，高山仰止啊。
王跃文：正是如此。但我们的真实是什么？我认为，真实就是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深刻困惑，人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困惑。我在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中要表现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场和官场文化，对官场中人人性的暗中置换和淘空。也许很多读者把我的小说看成是暴露黑幕，或者是谴责小说，甚至冠以反腐小说之名，其实这些都是误读。坦率地说，我真有点儿为自己叫屈。
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又如何了不起。过去，我们在文学肩膀上放置的东西太多了，太重了，它承担不起。什么作家应该是民族的良知、时代的守夜人、民众的灵魂等等，这些要么就是社会强加给作家的，要么就是作家在自我膨胀。作家固然应该有良知，但每个人都应有良知啊！不能说谁是作家，就应对他有特殊的道德要求。作家你想放弃良知也行啊，你自己准备接受自己的道德审判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好了。谁没有良知都会受到谴责，不同的是平常人没有良知不会有很多人知道，作家如果通过作品表现得寡廉鲜耻，等于给自己作了负面广告，自然会引得大家谴责。
伊渡：你的长篇小说西州月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西州市的老地委书记陶凡。这个人物是一个诗意的政治家的形象。他除了人格上的正直坦荡，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华。我感觉到你在写出他的韬略智慧，在官场上的审时度势、进退攻守，写出他的虎气龙威的同时，更赋予了他一种中国古典文人的诗人气质。他有一叶知秋的政治敏锐，也有叶落悲秋的诗人气质。你用词中“赋”的手法来敷染铺陈，用一种一步三顿的舒缓节奏塑造了这样一个极富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政治家形象，使这一形象具有了中国丝竹音乐般的细腻丰满和诗的意境。这种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应该是你对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贡献。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凡这个人物不可亲近。他的内心有很深的、不可言说的寂寞，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能深入到他的内心。他与后来成为他的女婿的秘书关隐达之间的交流已经是最深的了，可我们看到那又是多么有限，仅仅限于对官场情势的领悟和把握。如果把官场从陶凡的生命中抽离，我怀疑他会不会一无所有，无论是他内在的精神世界还是外在的物质世界。
王跃文：你的理解没错。陶凡是一个悲剧人物。对这个人物我是有过很深的思考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只有中国这个土壤里才会产生这种政治文化。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积极的东西，而是漫长的中国社会人治和专制历史的产物，是中国特有的权力支配下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它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权力意识、个人崇拜。这种官场文化，加上一直得到统治者倡导的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必然对知识分子人格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之后，知识分子在官场中至少会产生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清官，像海瑞、包拯，他们没有私心，有干才，有胆识，能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另一类就是贪官、昏官，比如现在电视剧里塑造出的和珅的形象。坦率地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虽然不断地更新变化，中国社会的人治色彩并没有减弱多少，所以民间的“清官期待”和“清官崇拜”情结仍然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凡是一个清官。但是，如果仅仅在文学人物画廊里再塑造一个清官形象，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是有害的、陈腐的。这是一种早就该抛弃掉的东西，不管这个人物写得多么丰厚饱满。我想写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一入官场，不论你的人格是崇高还是卑下，无论你将成为清官还是贪官、昏官，你的人性已经在官场中不知不觉被暗中置换掉了，可你自己并无意识。这才是更深的悲剧。陶凡身上，我真正想写出的是这些东西。
伊渡：我想正是这一点，你的官场题材的小说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更不同于现在充斥文坛的那些所谓“反腐小说”注重人性在官场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异化，追问或者说逼问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在前面所说，你写作只是为了“提问”吧。
伊渡：顺便问个问题。很多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你塑造的众多文学人物中，朱怀镜大概是最深入人心的。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王跃文：呵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自从朱怀镜这个文学形象诞生之后，我经常被朋友们唤作朱怀镜。酒桌上，朋友们会朝我举杯：“来，怀镜兄，敬你一杯。”我也并不见怪，嘴上客气着：“岂敢岂敢！”似乎自己倒真是朱怀镜了。有些官员也喜欢互称朱怀镜，已成为一种善意的玩笑。被称作朱怀镜的人，也并不以为是冒犯。
伊渡：可是朱怀镜实在不是什么好人呀？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朱怀镜是好人。可是，熟悉我的朋友，都喜欢把我同朱怀镜联系起来。比方我在小说里写到看相先生给朱怀镜看相，说他眉间有痣，是聪敏阔绰之相，定会福贵。我的额角便有一痣。熟悉我生活习性的朋友，更是故意说朱怀镜就是我。朱怀镜的妻子香妹做好饭菜端出来，有香菇炖乌鸡、煎水豆腐、炒菠菜，还有一盘酸辣椒炒猪大肠。朱怀镜见了酸辣椒炒猪大肠就来口水，忍不住用手先抓一片吃。我最爱吃的菜也就是酸辣椒炒猪大肠。我早些年还喜欢亲自下厨做菜款待朋友。我最拿手的菜是油糊辣子炒牛肉、油糊辣子炒水鸭。什么菜我都喜欢放一大堆辛辣的佐料。我曾有篇千字文，叫油糊辣子葱姜蒜，专门写到我的炒菜爱好。我在作品中还写到朱怀镜吃饭快，想慢都慢不下来。他吃了三碗，舒畅才吃了一碗。须知我吃饭之快，早已名声在外。陪人吃饭，人家还在举杯换盏，我早已风卷残云，三碗下肚，嘴巴一抹，放筷子了，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慢吃。我实在吃得太快了，我的短文吃饭太快，即是专说此事。
伊渡：吃饭太快可不是好习惯啊。
王跃文：是的，我只是提问。正像我在国画后记里面写到的，我不想抢思想家的饭碗。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一提起文学艺术的“中国特色”马上想到的就是大红花被面、剪纸、蜡染、唢呐，还有张艺谋的电影。我说那是一种伪民俗，至少那只能算一种非常浅薄的并没有多少分量的民俗。我不知道过多地诱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到这种所谓的民俗上是不是一个阴谋，因为它有效地遮蔽了更深层次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种种消极落后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它更顽固地残留在官场，像癌细胞一样有害。
伊渡：有意思的是，张艺谋还曾经被视为一个文化艺术上的另类。其实，他不但不是另类，更不是叛逆，他是政治媚俗和文化媚俗的同谋。说得更严重一点儿，他是帮凶。
王跃文：哈哈，你言重了吧。张艺谋创作他的影片的时候是否想了那么多，大可怀疑。误读是文学艺术欣赏的常识。我的小说也经常被人误读，甚至完全违背了我的创作意愿。有回我在某大学讲座，有位快毕业的男生站起来发言，慷慨激昂，说他非常崇拜朱怀镜，发誓自己今后一定要向朱怀镜那样创造自己的辉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作家是没有权力评价或者引导读者阅读的，或者说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听说北京国家歌剧院设计出来，上半部是露出地面的半球体，像个王八；整个建筑包括地下部分则是个圆形，像个鸡蛋。二者合在一起说，就是王八蛋。我是听人说的，自己没有去看过。这也是误读。
伊渡：我读你的小说，不论是国画，还是梅次故事、西州月，哪怕是你的一个短篇小说天气不好，都有一种很深重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有时是一种悲哀和怜悯，让人欲哭无泪，比如西州月中的关隐达和天气不好中的小刘。有时是一种悟“空”之后的幻灭，比如梅次故事结尾处，心事重重的朱怀镜大年初一上荆山寺烧香，风裹雪雾、呼啸如涛。噩梦之后，朱怀镜惊悉他政治上的对手王莽之在上山烧香的途中车毁人亡。我想引出你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
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惚，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却不是佛门顿悟。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们，不去烧香了，不烧了，不烧了！马上离开荆山寺，回到梅次去。这时，已听得大殿那边鞭炮震天，木鱼阵阵，念佛不绝。也许香妹他们早已长跪在佛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