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在极权政治之下，学术是虚弱的。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学者的地缘政治学了。纳粹德国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赫斯在那里接触到地缘政治学。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费尔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学生。赫斯则把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教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从中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纳粹上台后，豪斯霍费尔深陷到政治漩涡中。1941年5月，赫斯驾机逃往英国，可能是为了谋求英德之间的和平。豪斯霍费尔和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旋被释放。阿尔布莱希特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受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牵连，父子俩再次被捕。父亲随后被释放；儿子则被纳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杀。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豪斯霍费尔。1946年3月，豪斯霍费尔夫妇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莎也加入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事业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大国（1915）翻译成德文。在家中自杀身亡。德国的地缘政治学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复苏的可能。

除了德国之外，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乔治？n？寇松勋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从马背上摔下来，脊柱严重受伤。终生残疾使他经常疼痛得昏迷过去，却没有阻止他长途旅行。在1887-1894数年间，他到了俄国、中亚、波斯、暹罗、印度支那、朝鲜、阿富汗、帕米尔，写书记录下他的东方之行。寇松不是单纯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缘政治的，总是围绕着英属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担任印度总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时，他把西北边境的独立部落地区变成印度的一个省，就是现在美国无人机经常攻击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荣赫鹏带领英军入侵西藏，以阻挡俄国势力经由西藏到达印度。英军在占领拉萨后没有发现俄国人的影子。英国势力却在与俄国的大角逐中进入了西藏。“西藏问题”由此产生。1912年，寇松在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时说：

在地理学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伟大自然力的运作，人口的分布，商业的进步，疆界的拓展，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转引自东方学，274页，三联书店，2007年。

从这四位德国学者的贡献可以看出，现代地理学在其创建早期有着近乎纯正的德国血统。当年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大难题是地理困境。德国地理学家们没有回避这个挑战，况且他们有极好的人文知识修养，能够把地理学、人文知识、国家前途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分析。于是，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应运而生。

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尔的贡献不限于地缘政治学，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3页在当时，地理学、人种学、博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是交织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尔的主要兴趣在人种与文化，他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迁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7页。拉策尔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国”（weltmacht，worldpower）这个概念。他认为，与世界大国对应的是大空间（grossraum）。这些观点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间当作是“生物地理学”的内容，认为国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间和位置。后来，拉策尔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学上，写了政治地理学（1897）。这本书是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论述了海权和陆权的对立。拉策尔注重海洋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写有海洋——民族强大的泉源（1900）。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1901）中，拉策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31页。，其中的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那时，进化论的观点已经普及，把国家当作需要增长空间的“有机体”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定文明是生命体。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思想。但关于维持“生命体”增长的营养，拉策尔带领地缘政治学迈出了有害的一步。不过，如果考虑到那时欧美列强正在为最后瓜分世界而疯狂争斗，拉策尔的观点也就不显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拉策尔为地缘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将由后人完成。其实，拉策尔本人没有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一词是瑞典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1846-1922）在1905年创造的。他在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1916）中给予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国家有5个“器官”：空间、人民、经济、社会、管理契伦提出国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受到重视之前。他所说的管理是国家管理，与今天理解的企业管理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原理却是相近的在契伦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而距拉策尔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实，契伦的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两者的研究范围没有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称。契伦的贡献远远不止一个名词。他继承了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在他看来，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是自然法则所确定了的。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给自足，不依赖和平。

地缘政治学起步之初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殖民时代最后的疯狂。从国家有机体到生存空间，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强食”的习性。这是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从梁启超到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是惨遭瓜分和蚕食的国家。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扩张。同时，他们还潜藏着对国民“不争”的愤怒。

契伦是身为小国公民却很有成就的地缘政治学家。其余所有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大国公民。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大国的游戏，地缘政治学是大国的地理学。契伦亲德国——瑞典的南方邻国，深受拉策尔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可以被归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现代大国（1914）中，契伦认为小国注定要臣服大国，组成更大的国家。他看好德国的作用。在奠定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300多年，在契伦写现代大国之后100年，欧洲经历了多次大战，至今没有完成统一过程。其实，欧洲的这个过程并不算很长。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权力最后的高度集中。

类似这样的观点早已存在，在后殖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种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精神、创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流动使得地理对性格、风俗的作用有点模糊起来。取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热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学能够控制住大部分热带传染病。现在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在阻碍那些传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在全球贸易时代，热带和寒带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食品，只要他们有钱。在信息时代，地理和距离已经不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对技术的使用也较少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比如，过去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人们不可能骑马，不能享有驯化马匹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军事优势，但他们现在可以开汽车，把砍倒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消失的热带雨林正在报复人类。

人可以流动，从消失的森林到城市，从一国到另一国，并可能在流动中改变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是环境千万年作用的结果）。国民可以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国家却不能搬迁，其对内对外政策、文化与经济仍然受到地理的诸多限制。与个人相比，国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方面。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为了土地而战；在和平时期，它们需要根据地理等因素为国家间政治做出安排，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是以地理为基础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学的存在理由。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不会消亡。国家间的冲突将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领土冲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领土冲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这样更准确的目标所掩盖，各国也会为了在冲突中夺取优势而寻求更佳的战略地位。所以，地缘政治学将继续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同“地缘政治学”之前可以冠以国家名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没有“地缘政治学”但贡献却很大，可以说是“有其实，无其名”美国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这本书，把它发到每一艘军舰上。在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之下，德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处出击“争夺阳光下的地盘”1900年，在欢送德国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时，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黄祸”论，要求德军严惩中国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为是的威廉二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从19世纪末开始，英德两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当时的政策是保证它的海军军力超过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和。德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被英国看做巨大威胁。在一战中，德国海军的军舰质量、军人技能超过了英国海军，但数量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企图集中兵力消灭英国海军，却在日德兰海战中失利。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舰队一直被封锁在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战后，德国军舰被收缴、销毁。德国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海上霸权。

德国寻求的不仅是海上霸权。在一战之前，德国的海权和陆权两派对立起来，争夺有限的国家预算。两权对立的思想源自拉策尔。与海权派一样，陆权派也有宏大的计划。德国的“东进”（drangnachosten——向东突进）可与美国的“西进运动”做一番异同比较。战略不仅指向东欧和俄国，还包括欧洲之外的东方。19世纪末，德国计划修建巴格达铁路，用铁路把北海和波斯湾连在一起。线路从汉堡、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这条铁路将严重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终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流产。在海上和陆地上，德国的政策都对现有大国英国构成威胁。英德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最终因为奥匈帝国皇储被暗杀这个偶然因素爆发大战。一战前德国的地缘战略完全没有章法，非常混乱。这与统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显学。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人人皆知程度（却不是好名声）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1869-1946）。豪斯霍费尔接受了契伦的思想，他相信“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43页。因此，他决心改变德国对地理认识的不足，促使德国从失败和屈辱中复兴。拉策尔和契伦是一战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导师。豪斯霍费尔熟悉他们的理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豪斯霍费尔仍然持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观点，把英国作为德国的最大敌人。他认定德国的命运在东方，那些中东欧国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为德国的成长让出地盘。但他不赞同依靠侵略来达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国和苏联结成大陆联盟，共同对抗海权国家。纳粹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敌视犹太人创立的共产主义，因此不能与苏联长期合作。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豪斯霍费尔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发出欢呼。第三帝国用意识形态取代地缘政治分析，树敌过多，最终一败涂地。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东扩，中东欧的小国大多被纳入欧洲，证实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东进”的判断，也似乎达成了豪斯霍费尔的愿望。不过，北约东扩与豪斯霍费尔的设想有一个差别：主导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国家。

1924年，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宣扬他的主张。纳粹上台后，这本杂志逐渐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豪斯霍费尔对杂志的影响力日益消退。不过，即使不考虑纳粹的影响，豪斯霍费尔的理论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这不完全是豪斯霍费尔的错。地缘政治学具有原罪，它的理论包含着内在侵略性。豪斯霍费尔和其他许多地缘政治学家把国家看做是在空间中生长和扩张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营养。这没有错。在历史上，国家和民族强大时总是向外扩张，现在所有大国（以及许多中小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地缘政治学具有明晰的逻辑。如果一味强调扩张和对抗，制造了氛围，就会使战争的动机和规模都失去控制。20世纪前半期德国的教训是，地缘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时使用文化、经济等资源加以促进和调整。可惜，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权力圈内，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与大空间相对应，豪斯霍费尔设想全球将出现四个泛区域：南北美洲各国组成的泛美区，由美国主导；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的泛亚区，由日本主导；欧洲与非洲统一后形成的泛欧区，由德国主导；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泛苏区，由苏联主导。豪斯霍费尔的这个观点很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点超前。虽然区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豪斯霍费尔设想的那样大。豪斯霍费尔认为泛欧的命定空间在德国，泛亚的命定空间在日本。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一次战败就可以终结一个国家的好运。德国非常幸运，在20世纪有过两次成为支配大国的机会，但都因不知节制而失败了。

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兴衰本书不详述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国内至少已经出过两本有关书籍。其一是国玉奇、b？П？丘德诺夫合著的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杰弗里？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大量错误，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

今天“地缘政治”已经是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词之一，不仅政界人士经常使用，记者也在频繁使用。但是，与许多常用词一样“地缘政治”的含义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体中。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研究，而“地缘政治”则是与地理相关的国际行为。在日常用词中“地缘政治”似乎有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的确，这两个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突出国际关系。

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决定。其实，任何物体之间的关系都与它们的空间位置有关，这条原理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同样适用。解析几何用空间位置表示数字，却不完全属于代数学或几何学。同理，不应当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早于国际关系学，其范围经常大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国内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濒临地中海，土地贫瘠，贸易发达。所以，古希腊人见多识广，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希罗多德总是详细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即使在希腊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国文明核心区地处内陆，大片区域的环境较为单一，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中国古人对地理因素不是那么重视。古代兵书是个例外，但其讨论范围限于小区域内的地形。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也留有对国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过寥寥数语，而且大多记录的可靠性较差，不足为凭。另外，史书的“地理志”也很简略，多记载户口数字，不注重地理对风俗的影响。但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话虽然简单，却是人人皆知，非书斋里的理论可比。更可宝贵的是，这句话把地理因素当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与天地并列，没有以偏概全，因此更为妥当，不会走向地理决定论的极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夸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轻视天、地了。

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受地质研究的启发。把地理学发展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语言学家，还是普鲁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国的文理中学制度，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保证，美国向德国学习大学制度，也成为世界大国。（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都注重地理学中人的因素。洪堡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人类平等原则”和“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特尔声称：人是地理学的核心，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近代地理学创建人，46页洪堡和李特尔都是德国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将深刻影响到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地理学大家则有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这两位学者也都是德国人，同样有过在美洲旅行的经历。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1868-1872）在中国北方考察地质，在后来的中国地质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提出了黄土高原的风成说，还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此外，李希霍芬还提醒德国注意山东的煤矿和胶州湾海港。1897年，德国抢占胶州湾作为军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