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发端和发展于大国，特别是有着缜密战略思维传统的大国——中国是这样的大国之一。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的游戏，现在，中国正在逐步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对于今天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必不可少，恰逢其时。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似乎也没有大战略。美国一再催促中国加大军事问题的透明度，许多邻国也有同样的希望，只是声音没有美国那样大。他们要求知道的不仅是中国军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中国对外界的呼声反应迟缓，官员与外界的交流也不畅通，只是一再声明“为了防御”美国军方对此不满意。关于中国军队建设的目的，他们需要更多信息。虽然他们有窥探的嫌疑，但也有充足理由：历史已反复证明，在误解中更容易发生战争。或许，日本防卫省防务次官增田好平可以替中国回答这个中国不便回答的问题。2008年2月，增田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或者国防战略，中国的军力建设好像只是解放军不同兵种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装备。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希望事实不是这样。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80204/14658994？html。采访者是平可夫。
增田好平把国家战略简化并等同于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学当然不限于军事问题，但也可以从中窥豹之一斑。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层想法属于高级机密。即使中国真的制定了国家战略，也不一定会公开——虽然和平的、防御的战略没有不可公开的理由。国家战略这样的大框架比较容易被外界感知。日本军方密切注视和研究中国的一举一动，关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信息和情报。在国内的公开出版物中，没有官方关于国家战略或地缘战略的资料，学者也很少发表有关大战略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决策层的人也许会对增田好平的评论不屑一顾。但中国普通人很难获得关于自己国家的真实信息，增田的观点至少可供中国一般研究者参考。
想了解中国战略的还有其他国家，这很正常。尽管中国官方一再强调中国的和平愿望，但美国军方总是想了解更多。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战略，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一招让美国占了先手。不过，即使中国真的有战略，美国的要求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中国总会有一些美国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美国自己的战略是公开的，有时并不讳言野心。同时，美国更把它描绘成和平的维护者和缔造者，在这方面比中国的宣传成功得多。但美国的可信度很低。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大规模入侵别的国家这种事，基本都是美国干的。至于中国在发展什么样的武器并不特别重要。在军事上，进攻与防守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如果可以用民航飞机撞击大楼，用间谍飞机撞落战斗机，还有什么不可以用来进攻？在核武时代，常规武器的些许发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所以，进攻与防守的区别在使用者的动机，而不在武器本身。
斯皮克曼影响了美国的遏制政策，被称为“遏制教父”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对苏联实行武力遏制，在朝鲜和越南作战，防止共产主义向外扩散。美国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内新月地区）建立多个军事同盟，把日本、东南亚、两伊纳入西方阵营，在阿富汗支持反苏游击队。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苏联势力南下到暖水海港。除了在远东（朝鲜、中国、越南一线）的大陆边缘，遏制政策是成功的。也许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说成是地缘政治学者的贡献，但可以说，美国的决策者从斯皮克曼、麦金德等人那里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接近学者们的理论。在经历了冷战后的龃龉之后，与北大西洋对岸的关系仍然是欧美今天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金德、豪斯霍费尔、斯皮克曼（以年龄长幼为序）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分别生活在20世纪先后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英、德、美。也许是巧合，三位学者的年龄顺序和他们国家获得大国地位的先后是一致的。他们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时才49岁）。在此期间，最重视地缘政治学说的德国战败。于是地缘政治学的喧嚣与骚动暂时告一段落，是为古典阶段。
在欧美之外，俄国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传统，自成体系。俄国地缘政治学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探讨文明的地理归属，显示出俄罗斯人不能就他们文明的位置达成相对一致。俄国的地缘政治学分成对立的两派：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这与德国的海权与陆权两派的分裂近似，表现出一个民族被地理环境撕裂后的精神症状。Г？h？特鲁别茨科伊和e？h？特鲁别茨科伊兄弟两人是俄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强调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们与地理的关系。俄国地缘政治学始终在探讨俄罗斯文明的归属问题，不离东正教。他们的侄子h？c？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学家П？h？萨维茨基（1892-1985）是欧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21年，萨维茨基出版文集出走东方。这是欧亚主义的第一本书。欧亚主义继承了强调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它把俄国特性上溯到鞑靼-蒙古统治时期，珍惜俄国的东正教精神、东方色彩。与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相对立，欧亚主义者更愿意俄国留在欧亚大陆的东方，作为独立的一极承担重任。欧亚主义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苏联之外发展起来的。苏联统治者不能容忍这些“爱国者”他们也拒绝与苏联合作。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缘政治学体系中的欧亚主义”
以上介绍了最重要的几位古典地缘政治学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学者却没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政治学的传统中断了20多年。等到它再次兴起时，人们的知识结构、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强大了。战前的理论显得距离现代已经有些遥远。只有专业学者需要认真借鉴这些理论，一般读者大概不太容易产生共鸣，特别是处于不同语境中的中国读者——他们不会习惯从数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很少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作为阅读本书必要的知识背景，这部分的简略介绍可以满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国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一位英国记者评论俄国的地缘政治学时说：“很少有现代意识形态像地缘政治学这样既充满奇想又无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涩，在理智上是混乱的，还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标题太模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在俄国的复兴”(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驻基辅首席记者。当然，这是记者在导语中故意耸人听闻，有点英国小报的风格。记者讽刺的目标也不是欧美的地缘政治学。冷战之后，俄国丧失了官方意识形态，一些政坛重量级人物用地缘政治学填补国际关系中的这个空缺。于是，欧亚主义在1990年代复苏。在新欧亚主义的信徒中，有左翼共产党的总书记Г？久加诺夫（写有胜利地理学）、右翼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写有向南的最后出击）等权势人物。这两个党当时占有国家杜马近一半的席位。俄国前总理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也被看做是欧亚主义的支持者。1998年12月，普里马科夫在访问印度时提出俄、印、中三个大陆国家建立“战略三角”的建议。
寇松是政治家、地缘政治的实践者。英国地缘政治学是由众多像寇松这样勇敢的冒险家、军人奠定的。这是英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不同之处，符合它们各自的哲学传统。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8岁。豪斯霍费尔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敌人”地缘政治学杂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页。转引自e？w？吉尔伯特：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译本引言，17页。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也较早。但豪斯霍费尔与地缘政治学前驱们在理论上一脉相承，而麦金德则像是一个旁支。对于后世，麦金德的影响可能更大。为了叙述的连贯性，在这里把麦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费尔之后。敬请读者诸君注意麦金德是牛津大学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国会议员。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论文的题目是历史的地理枢纽，突出了枢纽地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稿成为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麦金德把俄国看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因为俄国占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心脏地带）。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麦金德出使俄国，使命之一是煽动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动摇革命的基础。麦金德认为，来自枢纽地区的威胁与哪个国家控制它没有关系。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并进而挟中国之力征服俄国，占领心脏地带，就会对西方构成“黄祸”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70-71页，商务印书馆，1985。这本小书收录了麦金德的两篇演讲稿：“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由此可见在对“黄祸”的担心中，英国与德国没有区别，尽管它们那时是对手在对待黄种人的态度上，德国和英国在那时基本一致。
在皇家地理学会的那次演讲15年之后，麦金德把他的演讲稿扩写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此时正值巴黎和会，据说麦金德是写给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们看的，提醒他们向东看。麦金德对他原来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枢纽”（pivot）改称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把欧亚大陆和非洲称为“世界岛”书中有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de摸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指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与外界没有或很少有海运联系的地区。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里海的顿河、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额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个地区与海洋隔绝，海洋大国不能从海上向这些地区发起进攻。在历史上，征服欧亚大陆各地的游牧民族都从这个地区出发。铁路出现之后，加强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可以与海洋航运相比。因此，俄国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历史的地理枢纽，69页。在二战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各国，几乎完全占有心脏地带，与美国形成了两强对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国”但麦金德的预言没有实现。苏联没有能够统治世界岛，更没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陆强权苏联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僵硬的极权统治不能灵活应对，终于分崩离析。麦金德站在欧亚大陆外缘的一个小岛上瞭望大陆。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英国的传统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力量平衡），不能产生一个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国。麦金德担心，在大陆的心脏地带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对英国构成威胁，而衰落中的英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麦金德把“心脏地带”之外的土地分为两层：内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中，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与“心脏地带”在土地上连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外，从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到日本，与“心脏地带”隔着海洋。麦金德看重“心脏地带”较轻视外围地区。实际上，在所谓的心脏地带，荒凉的西伯利亚不适宜人类生活，更从来没有产生过权力中心。在遭受法国、德国入侵时，俄国（苏联）的权力中心从没有退到乌拉尔山以东。即使把心脏地带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从里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亚、蒙古。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大陆的外围地区攻入中亚不乏例证。波斯人、阿拉伯人、汉人都曾经是中亚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业时代之前，面对外围地区的火炮等技术优势，心脏地带南部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大概有鉴于此，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师从马汉的学说。与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威胁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如果麦金德算是陆权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权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权派。
那位英国记者在1999年采访的主要人物是亚历山大？杜金，一度在国外名声最大的俄国地缘政治学家。上段开始处的引语是这次报道的导语。杜金出生于1962年。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强烈反西方立场。在俄国军方的帮助下，杜金于1997年出版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俄国的地缘政治未来。他采用了麦金德的陆权与海权对立的观点，并加入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对立的两个方面。杜金主张建立由俄国主导的“欧亚大陆联邦”对抗大西洋主义。他还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还有内蒙和满洲）独立，成为这个联邦的组成部分，从而把中国与俄国的东方领土隔开。除添加西藏，杜金的这个想法不是新东西。俄国一直对中国长城以北的领土“胸怀大志”
新欧亚主义者把伊斯兰国家作为俄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国。他们希望通过伊斯兰国家获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应，与他们的共同敌人西方（主要是美国）对抗。新欧亚主义者多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设强大帝国。”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102页。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扩张的源泉。不仅俄国有，美国、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使命感，只是名称不同。它又称“天定命运”、“白人的责任”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俄国的新欧亚主义仍然势头不减。2008年，俄国外交学院教授伊戈尔？纳帕林预言美国分裂。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预言，设想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他认为，俄国将建立新的联盟——欧亚联盟，其成员国是所有前苏联国家，其组织模式是欧盟。因此，纳帕林把俄国主导的欧亚联盟称为欧盟2号，预言它即将在2012年产生，而普京将成为这个联盟的“君主”纳帕林说，欧亚联盟将与欧盟和中国构成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美国已经分裂）。消息报2009年4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4月6日。欧亚联盟实际上是翻版的苏联帝国。纳帕林的预言也许不足为信。它的价值在于再次凸显了俄国传统的、与大西洋主义抗衡的欧亚主义，以及俄国保留完好的帝国之梦。
地缘政治学以国家为学派之分野，每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学都不相同，因为它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它们彼此借鉴，其目的却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另外的国家。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杜金等人和欧亚主义的价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既值得警惕，又可以用来取笑，像花边新闻一样为乏味的日常报道添加佐料。
b？中国的道路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兰。他原来是社会学家，出版过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理论齐美尔（一译西美尔，1858-1918）是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冲突、权力、社会交往、调情、货币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齐美尔介绍到美国的学者之一。尚不清楚齐美尔的社会学如何影响到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在方法上，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的；斯皮克曼是实用主义者，与美国的哲学传统一致，与齐美尔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还是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创建者。与豪斯霍费尔类似，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他转而研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在1938年和1939年发表了两篇地缘政治学的长文。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皮克曼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应该维持欧亚大陆上的均势，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护。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以及在他身后出版的和平地理学（1944）。斯皮克曼声称“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持久的”的确，极权统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数量、文化传统等因素。但到目前为止，暴君仍无力改变地理环境。正当美国与德国、日本酣战之时，斯皮克曼建议在战后保持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对抗苏联；他还预言中国将在战后崛起，而美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的防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被内乱迟滞了数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预言仍然没有错。他能有如此远见是地缘政治分析的结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学划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区”）、离岸岛屿（offshoreislands，麦金德的“外新月地区”）。但对于各区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观点与麦金德的相反，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兼有大陆和海洋之利。那时的美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岛国”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态与衰落帝国的麦金德不同。他注重的问题是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而不是预防来自欧亚大陆的威胁。边缘地带是岛国控制大陆的登陆场，因此更受重视。作为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斯皮克曼套用麦金德的表达方式，也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话：
控制边缘地带者统治欧亚大陆；统治欧亚大陆者控制世界命运。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战中，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了边缘地带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苏联集团，但并没有因此而统治欧亚大陆。相反，冷战后美国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美国对“老欧洲”的号召力显著下降。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却忘了一个民主的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任何过于强大、独断专行的国家。民主是强权的敌人，正如强权是民主的敌人一样。美国占领了位于边缘地带的伊拉克，却没有能够在中东站稳脚跟，更谈不上统治欧亚大陆。原因是美国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在一国之内，由于炽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长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国入侵，无论侵略者打着什么旗号。从美国的教训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却有些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斯皮克曼并没有忽视“人”说他忽视“人”只是相对于他对地理因素的强调而言。请对照他罗列的强大国家的10条标准：领土、边界、人口、矿产、经济和技术、财政、民族组成、社会一体化、政治稳定、民族精神。“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视的。无论是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缺少了“人”必定会有很大缺陷，从而在指导行动时带来灾难。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欧和北美之间的一个大湖。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东西两岸是世界上唯一的发达地区——日本那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今天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主要在边缘地带和离岸岛屿，其中北大西洋两岸仍然最为发达，非日本可及。斯皮克曼认为，大西洋是古希腊时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这一地区应该由美国来领导，以武力对付其他地区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