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较少垄断性的势力范围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均势范围。这两种“范围”概念之间的过渡是模糊的。因为排他性较低，布热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样的势力范围又称均势范围，是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或区域联合体。它不仅对外开放，更对内开放。均势范围正在全球各地出现，这就是正在成为潮流的区域一体化。

地缘政治板块和区域一体化

a？区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板块”一词是从地质学那里借用的。地球的外壳（地壳）不像蛋壳那样完整，是由许多版块组成的，像是缝制的足球外壳。地球表面上的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分割成许多国家，还没有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完整社会。现在，国家正在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区域同盟就是其中一大类。这些区域组织是地缘政治的板块。与“板块”相对应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断层线是地质板块的边缘线，是一个板块与另一个板块摩擦、冲突的地方，可能导致地震。推动板块运动的是半流质的地幔。地幔在地壳之下，比地壳厚得多，而且自成一体。地缘政治板块与斯宾格勒的文明分类有相似之处。地缘政治之下的地幔是文明，包括现代政治文明。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不能进入发达板块。

庞大的帝国总会有不安定的边境地区，即turbulentfrontier（动荡边疆）。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全，满足对土地的欲望，帝国会产生扩张的冲动。但随着新一轮扩张的完成，又会出现可能是更加动荡的边界。为了稳定新的边界，扩张难以停止。过度扩张不仅制造更多的外部敌人，也会在边界内产生许多不安定因素。无论如何扩张，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边疆。过度扩张会损害帝国的力量，导致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和苏联帝国都是例证。在历史上，中国对扩张的冲动是比较克制的，也许隋朝算是一个例外，此外没有一个王朝亡于扩张或过度扩张。它们都因内乱而覆没，隋朝也是亡于战争引起的内乱。

杰克？斯奈德总结了解释过度扩张原因的三种理论。其一，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扩张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对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理性的反应；其二，因认知偏差而产生错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简化评估和选择，把对手看做是纸老虎，从而选择了过度扩张的政策；其三是国内因素的驱动，自身狭隘利益的垄断集团、自我欺骗的宣传、目光短浅的统治利益集团都可能把国家带向过度扩张。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扩张受限（如德国）或扩张过度（如俄国）都会导致帝国衰落。扩张受限的国家为了打破限制，必定要在军事上花费大量资源——这也是扩张过度，首先是财政扩张过度。扩张过度的国家为了守住过多、过于分散的利益，为了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必须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做的。美国的边界不仅在墨西哥以北、加拿大以南，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韩国和朝鲜之间。保罗？肯尼迪认为，财富与军事力量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大国的兴衰，36页。

一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利益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前者可以带来后者，而后者却会削弱前者。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是执行这个政策，促进了经济起飞，使中国的军费在1990年代后期可以大幅度增长。与领土扩张相比，建立势力范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势力范围有点像专属经济区，其他大国承认某个国家在这个区域内有特殊利益，但该国不能阻拦别国的无害通过。中国是后起国家，还没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地区之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非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是有利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后起的美国正是这个思路。当美国到中国时，富饶的土地已经被瓜分，而且美国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对于殖民行为有时会有一点不安。于是美国出面要求其他强国在中国“门户开放”以使它能够“利益均沾”

中国一直在远东地区独大。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均势没有了解，也没有兴趣。自秦统一以后，李鸿章大概是中国运用“均势”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当作赃物，在强国之间制造“分赃不均”的矛盾。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现在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人对弱肉强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另外，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他的思路受到官场上找“靠山”的限制，还不完全是均势，因而更加被动。而自强之路被限制在工业，没有制度改革。不过，李鸿章很难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后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干净。从1870年接替曾国藩与法国交涉天津教案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之后两个月去世为止，李鸿章惨淡经营外交近30年（其中大约有3年被排挤在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复杂、最艰险的30年。李鸿章设想的均势很悲凉，很无奈，但挽救中国的还是均势。马丁？怀特说：

中国地域辽阔，位置重要，很难被某一个大国吞并而成为其保护国。但相互妒忌最终使列强的对华政策成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的竞争。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很可能就导致了对中国的瓜分。权力政治，110页。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办法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谈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经打进家门来。列强们肆无忌惮，没有道德约束，也不担心中国报复——因为中国根本无此能力。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很小。从1840年之后100多年的痛苦经历中，中国人知道“弱国无外交”却又指责李鸿章“卖国”可是，在晚清，又有谁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呢？中国那时的境遇非常危险。但中国没有被列强瓜分，没有成为殖民地，在各种可能中，已经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李鸿章确实出卖了一些国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损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业谈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条件，否则就拉倒。在强盗的刀枪之下，中国无可奈何。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应该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内政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从内政开始。只有清明的国内政治才能保证坚实的国际政策，不然只能牺牲国家利益（卖国）。

慈禧向列强宣战是一个坏兆头。在20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个人对权力的迷恋多次把中国推入战乱和险境，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外国入侵。专制难道不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吗？列强之战使清廷暂时免于亡国，掌权者似乎可以略微从长计议了。但他们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一次兵变就推翻了整个王朝。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八旗子弟的无知与顽固葬送了他们先辈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江山。但革命没有停止。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长期的外战和内战中，他们先是被日本重创，接着又被新革命者打败。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或者权力之争的世纪。

边缘、中心与势力范围

在20世纪上半叶，领土扩张失去了限制。霍尔斯蒂说：“帝国向被视为‘未开化的’地区的扩张是19世纪的常例。而现在（1920年代），帝国主义是以主权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的代价来实现它的扩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当大国向主权国家扩张时，战争不可避免。在21世纪，扩张的主要形式将是利益扩张和建立均势范围，或区域一体化。

均势将导致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排除了日本的利益。日本不能容忍。日本大陆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朝鲜和东北。那时，俄国正与英国在中亚以南的地区“大角逐”于是日本与英国订立反俄同盟，可以看做是海权对抗陆权。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在陆海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海上胜利得益于英国禁止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在陆地上，日本攻下俄军据守的大连、旅顺、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等重要城市，俄军退守四平街一线（后来林彪曾两次在四平一线鏖战）。同时日军也伤亡惨重，无力把俄国势力挤出东北（这时的日本还知节制）。两个国家因力衰而形成了均势，在美国的调停下议和。在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约中，日俄在东北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后来的“南满”、“北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使美国能够有机会向东北渗透。到1916年，日俄又陆续签订了四个密约，逐步把它们的势力范围划分扩张至全中国，并承诺在一国与第三国为争夺中国而发生战争时，另一国将提供支持。最后一个密约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

势力范围起源于全球殖民扩张的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向美洲扩张的国家。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都不能占有优势。在教皇的调停下，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两国于1494年签订条约，划分殖民地界限。以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2055公里）经线为界，西班牙占以西，葡萄牙占以东。这就是“教皇子午线”最早的全球势力范围界限。随着向东半球的扩张，两国又于1529年立约，以摩鹿加（马鲁古）群岛以东17为界。两条界线一直延伸到地球两极。这是全球大国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两个很小的强国瓜分了全世界。中国在清末几乎被瓜分，就是这两个条约立下的先例。那时，两“牙”已经不再锋利。“门户开放”暂缓了瓜分中国的进程。门户开放以势力范围为基础，是势力范围比较温和的版本，加大了各范围之间的往来与渗透。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它们控制着各自在二战中赢得的那一部分世界，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基础建立起全球均势。这种均势是对抗性质的。均势范围有全球的，更多的是区域的。可以把区域性的均势称为“均势范围”（sphereofbalanceofpower），就范围而言，类似于“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中的各权力较为平衡，而后者有一个主导权力。均势范围不像势力范围那样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出现在几个均势范围之中。均势范围的概念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尤为重要，因为今后很少再有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更多的是在某一范围之内大国力量的重叠和分享——这就是均势范围。大国应该学会共处，彼此开放门户。布热津斯基说：

中国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中。但是不应该把实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性，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大棋局，219页。

在地缘政治中“中心”又可称作“极”即“多极世界”中的“极”在多极世界，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个大国是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边缘。与权力一样，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与边缘。文明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边缘的人们依据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改造传播而来的文明。古代东亚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罗马）是最明显的文明中心。西方现代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参见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东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凭借先进的武器，使自己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内部仍有多个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术落后而显得无足轻重，它们失去了活力。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权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个国家，英国或者美国。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成为边缘，大片沦为殖民地。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都不能免，查拉图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乡几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则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边缘地区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

日本长期以来是东亚的边缘国家，却是第一个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一度成为东亚的权力中心。同时，日本企图变形为西方文明，显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当时几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纪后半期，文明才又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各地区一直有次级权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极世界）要等到美国衰落之后才有可能。

欧洲整合的难度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大帝死（814）后，法兰克王国很快分裂，之后的教权和王权都曾试图统一欧洲。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前，最接近这个目标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欧洲的地理环境远比中国复杂，大小诸侯林立。不仅在内部难以聚集起统一力量，强大的外部（匈奴、蒙古）力量也不容易打入。另外，虽然欧洲语言的差别不比中国东西南北方言的差距大很多，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各民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本民族书写文字（高卢文字早至9世纪初就出现），逐渐抛弃了拉丁文。推动者有阿里盖里？但丁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巨擘。根据发音而变化的拼音书写体系造成欧洲各地“书不同文”加大了各民族的隔阂。因此，在欧洲形成了多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而边缘地带随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而趋于减少。后起之秀日耳曼发现它已经没有地方扩张了。原来的那几只虎不仅拥挤在欧洲的几座小山头上，它们还已经把全球殖民地瓜分殆尽了。德国这条新来的大虫找不到更大的地盘，因此越发焦躁不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德国人明克勒说：

大多数成功的帝国创建过程都不是在那些上演着激烈的世界政治角逐的广阔地域的核心地带，而是在其边缘地带完成的。统治世界的逻辑，35页。

扩张当然不可能在中心完成，因为中心周围还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内部无序扩张就如同某些细胞大量恶性分裂产生癌症一样，必然导致生命体的死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固定模式。对国家生长有益的扩张从来都是从边缘向外部的。明克勒这句话对帝国扩张时期的英国、俄国、美国都是对的，却不适用德国。德国向海外扩张起步甚晚。德国（以及统一前的普鲁士）的“边缘”之外是波兰、捷克这些斯拉夫人的国家，即使按照殖民时代的标准，这些国家也不是无主的土地。德国要扩张，只能消灭这些国家。但在欧洲这块拥挤的土地上，德国不可能吃独食。因此，德国在瓜分波兰时需要和奥地利、俄国合作。反过来，俄国向西扩张绕不开波兰。俄国同样也不能吃独食。它必须与德国共分这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