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美国与美洲人的美洲

美国经常以价值换取利益。价值为利益服务，最终必然会损害价值。与这种做法非常类似的事情有两件：其一是教会和传教士以上帝的名义胡作非为，谋求私利，作为一个主要诱因，在欧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国则激起了义和团；其二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官方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要求被彻底贯彻了，结果是中国彻底失去了文学艺术。

e？美国的战争理由和学术传承

日本的外交和战争通常避免承担责任。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倾向于贼喊捉贼，或者发动偷袭，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与日本不同，美国发动战争需要一个酝酿过程，一个明确的理由，尽管有时是牵强的理由。有一个笑话说：

一个美国人与几名外国人一同去荒野探险，被强盗抓住了。强盗要杀死他们，但可以满足每人一个临终愿望。其他国家的人提出了最后请求，法国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唯有美国人请求强盗狠狠踢他的屁股。强盗哈哈大笑，满足了美国人的要求。然后，美国人拔出枪来打死了强盗。大家都很奇怪，问美国人：既然你有枪，为什么不早点用呢？美国人答道：如果他没有侵犯我，我有什么理由杀死他？

有人问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为什么他能够在美国的家门前，和这个超级大国对抗达数十年之久？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们没有给它入侵的借口。”猪湾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但登陆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国情报人员没有直接参与。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苏联把核导弹运到了古巴，对准美国。这时，美国也许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风险太大。冲突可能引发同苏联的核战争，至少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班子这样认为。美国施加了外交、军事压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除了这一次，卡斯特罗再也没有踢过美国人的屁股。所以，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数百次谋杀，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美国军方却没有对古巴发动战争。

2008年，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总结过去8年的经验教训。她首先问道：“什么是国家利益？”她的结论是：“一个反映我们价值的国际秩序是我们永久国家利益的最好保障，美国继续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塑造这个结果。”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国家利益与国家价值有密切联系，但是，把利益与价值等同起来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价值有了价格。价值需要认真核算，只有在带来利益的时候才有价值，这必定损害这些价值的价值。而且，它必将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凡是美国的利益都（应该）是其他国家的价值；凡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其他国家都不能视为价值。虽然赖斯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重新思考国家利益，这样的思路却不是她首创，她只是以当前的国际局势为背景重新叙述了一遍。赖斯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的身份是国务卿，不是学者，比学者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伊多？奥伦考察了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学者中的一些，发现他们深陷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之中，这些学者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评价的高低与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好坏是一致的，并且随着关系的波动而变化。奥伦认为，美国的政治学者善于把敌对国家描绘成专制的，而在此前他们还在赞美这个国家的民主。这些学者中包括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1在位）。在1880年代，威尔逊“把德意志帝国看做宪政国家，认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改革样板”（见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后来，威尔逊领导的美国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在美国政治学者那里，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成为邪恶的极权国家是在和美国交恶之后，日本的形象也有同样的经历。奥伦的结论是：“社会科学知识即便置身于学术自由的制度下，也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见前引之书，27页。）赖斯在为小布什8年的外交做总结，做辩护。所以，她的话冠冕堂皇，不可太当真。作者在下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话，原因就在于这些话没有新意，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般思路。长期以来，类似的想法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利益为出发点，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想为现实服务。这是世人诟病美国政策虚伪的缘由。赖斯称之为“这个美国所独有的现实主义”（thisuniquelyamericanrealism），并认为此种主义今后也必须指导美国的外交。

美国要“塑造结果”这要求按照美国设想的模式改变世界。赖斯所举的成功例子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且不论入侵成功与否，这两个国家的原政权是美国用武力推翻的，现政权是美国的傀儡，而且，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捏造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以暴力推行民主，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行为。除去价值，剩下的只有美国的利益了。价值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美国的利益。美国独有的现实主义外交是传教士文化的一个变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不少善人和圣徒，也有许多恶棍和暴徒。在政治的传教士中，很可能是后者的数量更多一些。

不要以为，有了赖斯陈述的原则，当世界都实现自由与民主之后，就天下太平了。其实，同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之下，各国的价值也是不同的。由于这个原因，当利益冲突大到一定程度时，美国一定会找到——甚至会制造——价值冲突。日本人一定还记得1980年代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价值对立。虽然欧、美的价值的血缘更近，它们也有价值冲突。当欧盟成为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实体之后，这种冲突就会激化。在2001年前后，这种迹象在德、法等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凸显出来了。所以，按照赖斯的思路，价值一定会随着利益或意见的分歧而冲突，最后也就无所谓共同价值了。赖斯反对帕默斯顿“只有永恒利益”的陈述，但她对利益的解释只不过是帕默斯顿原意的另一个版本，仅仅多了一层虚饰而已。

广义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和平、宽容、互利也是普世价值。不能为了一项而牺牲另一项。优先顺序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应该是某一国家的利益。为了在别国建立民主而入侵这个国家，即使没有以谎言为借口，这种行为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所谓“普世”就是为各国官府和各国百姓普遍认可和接受。在这个前提下，一国官府不可以垄断任何一项普世价值的定义权和认证权。如果我们对暴力和性的看法也是价值的组成，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性繁衍人类，暴力毁灭人类），那么，美国有权因为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欣赏暴力而入侵欧洲吗？或，在有利可图之时，性解放之后的欧洲人可以为了给穆斯林送去更多的自由而发动战争吗？美国相对欧洲的性不自由主要是在公共场合和媒体。这个说法不是为了抬杠。在较重要的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之后，较不重要的自由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里，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是相对的。每个人对价值重要性的高低都有自己的看法。

美国高谈阔论政治制度，也表明这时候它的经济已经不那么强劲，不那么吸引人了。在1990年代，美国向日本和其他国家兜售它的经济模式，要求它们向美国看齐；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更是挥舞着貌似胡萝卜的大棒，企图把亚洲纳入美国的轨道。2000年以后，美国的强项不再是经济，于是改弦更张，转而更多地谈论民主了。为了推广民主，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小试锋芒，收获甚微。从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到民主，美国推销其价值的方式是机会主义的，其目的都是在变化中制造和寻找漏洞，使美国的利益有机可乘。可笑的是，在美国推销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时候，它的贸易保守主义抬头；在美国的历届总统中，小布什的两次当选过程都不太民主。不论赖斯如何高调谈论民主，在美国国内和在国际上，小布什政府对民主制度的伤害可能都比贡献大。不过，这一点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会有共识。

其实，即使强盗不踢美国人的屁股，在他准备杀死美国人之前，美国人也会拔枪自卫。但一般说来，美国总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别人，无论它的借口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并愿意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寻求战争借口要求美国把屁股放在显眼的地方，往往还要等待很长时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在战争的中期参战的，那时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遍体鳞伤。美国政府需要参战，但德国的潜艇战是美国参战的直接诱因。虽然是为了赢得胜利，美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算是坐收渔人之利，却比它一开始就卷入战争减少了很多损失，保存了更多的实力，因此拉大了与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要诀。

美国是一个注重法律和道义的国家，因此，战争借口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说过：“就算一场新的冷战不可避免，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假设，一项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北京，以避免美国的孤立。”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169页。这是典型的美国想法。与基辛格的建议相对应，一项明智的中国政策应当是避免承担冲突责任；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华盛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向卡斯特罗学习。是否参战取决于对利益和实力的判断，而卷入的方式与冷战或热战无关。如果美国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或热战）是必要的，它一定会积极制造借口。因此，应该特别警惕美国撅起来、伸过来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虽然在经历了千余年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大都进入了宗教宽容时代。但是，一神教对“异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斗等思想却在美国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人就谋求改变世界。他们要改变欧洲的旧世界，希望铲除异教文明，希望消灭德意志帝国、苏联帝国。立场都是把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国家。

上帝选民和善恶大决斗的观念起源于宗教，已经融入基督徒的思维之中，并向外传播。作为基督教最后一个情绪昂扬的大国，美国必然和伊斯兰教徒——尤其是激进者——发生冲突。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对方。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受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外交，在思想上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最大差别在技术上，一方掌握了最先进的武器，另一方只能依靠他们最原始的自杀袭击。但是，他们的冲突根源却可以上溯到两个宗教的共同源头。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三者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此外，它们也都建立过统治大量异教徒的大帝国，这样辉煌的集体记忆是难以消退的。因此，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地缘文化，它们都是对立的。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居民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从非洲捕获的黑人是他们的奴隶，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们的敌人。从美国建国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近200年间，美国完全由欧洲移民及其后裔掌控，他们歧视和迫害其他族裔。但是，美国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没有国王和贵族，教会的世俗势力也不大。在争取独立时，美国革命追求当时欧洲尚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和英语并行的双语国家，特别是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各州。以至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提问，他要求保护美国的民族特性。但是，新移民给美国带来多元化的趋势不能停止。2004年，小布什为了竞选连任（私利），宣布大赦200多万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不过，美国的上层精英仍然是欧洲思想家的信徒。这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对照。

当赖斯在谈论如何促进美国的利益时，她谈到了一些大国。当然不是这些大国的利益，而是它们的责任。如果每个国家都承担与它们力量和利益对应的责任，世界必将受益很多。不过，赖斯试图用“责任”捆绑潜在对手的发展。她说“我们一再向北京强调，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完全成员地位而来的是责任”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美国努力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时要求别国承担更多责任，非常不愿意分享它的利益。这种办法是军事围堵的补充，虽然出于自私的目的，对于世界和平却是有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承担对整个世界的责任。但是，把责任变成套住竞争对手的枷锁，由竞争对手承担责任，美国做得最好。对付美国的这一招，最糟糕的办法是推卸责任。各国应该尽可能承担责任，同时也监督其他国家履行职责，比如减缓全球变暖，减少残忍武器的使用，等等。只有各尽其责，互相监督，这个世界才有可能一点一点好起来。

对于美国来说，操控某一个国家，或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使这个国家站在美国一边，由容易到困难的顺序是：（1）支持美国的专制国家，（2）支持美国的民主国家，（3）反对美国的民主国家，（4）反对美国的专制国家。最容易和最难以操控的都是专制国家，因为在专制国家中，决定由一个人或一小批人做出，只要说服、买通、压服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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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一个人或一小批人就可以了。这是容易之处。但如果这一个人或一小批人坚决反美，美国就很难在这个国家内做手脚。所以，美国要在第四种国家推广美国价值。对第一种国家，美国政府一向坚决支持，不过不那么大张旗鼓罢了。第一种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等于购买了“赎罪券”可以进入美国的自由民主天堂。那些反对美国的民主国家，以美国的力量是比较容易操控的，尤其是人口较少、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操纵政局的成本并不高，而地缘政治的回报却非常丰厚。“颜色革命”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南美许多国家长期遭受美国的干涉，民选政府被推翻。赖斯不是一个出色的国务卿，却也清楚知道这一点。她说：“尽管美国影响强大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有巨大的能力提高弱小和管理不善国家的和平的政治和经济发展。”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须承认，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全盘反美，原因是民主国家民众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其次是美国是世界上势力最大的国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因此，许多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尽管他们未必赞同美国的政策和行为。

我们可以把上两段中的“美国”换成另外的大国，原理同样适用。美国是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控制别国的能力最强，所以在这里以它为代表讨论国家间的操控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试图影响别国的外交政策，使之对己有利。中国通常的方式是影响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大合同和优惠条件为诱饵。但是，这种以大公司为代理人的做法代价高，收益的时效短。